当巴黎街头的学生梦到东方红太阳 -

提及贝鲁托奇这位导演，其在国内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无疑是《末代皇帝》。赞誉者常称赞其电影所展现出的独特美学风格，而批评者则认为其作品仍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视角。今日想与大家分享他另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戏梦巴黎》。（本文含有剧透）

自近代以来，巴黎便以浪漫之城闻名于世，其风情随时代变迁而各异。然而《戏梦巴黎》所聚焦的1968年，却让这座城市的气质呈现出独特的历史维度。彼时欧洲爆发的五月风暴，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运动，其背景与电影行业产生微妙关联。尽管贝鲁托奇作为左翼导演的身份可能让观众联想到革命题材，但影片实际将社会动荡作为叙事幕布，核心仍围绕电影本身展开。

20世纪60年代，欧洲电影批评的重心聚集于法国，该时期的电影批评范式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的诸多电影评论分析，实际上延续着这一传统的思维路径。在《戏梦巴黎》中，三位主角穿越卢浮宫长廊的场景，巧妙呼应了法国新浪潮代表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的代表作《偷窥者》。戈达尔标志性的电影语言与叙事风格，对贝鲁托奇的作品产生了显著启发。影片中，法国兄妹里奥与伊莎贝拉，以及美国交换生马修，在面对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运动时，始终呈现出淡然态度。尽管三人频繁探讨社会议题，马修对革命的参与热情始终不及里奥，他认为里奥尚未真正理解革命的本质。三人间复杂而扭曲的情感纽带，最终演变为彼此关系的破裂，促使里奥与伊莎贝拉投身游行行列，而马修则选择以旁观者的姿态静观其变。

贝鲁托奇似乎在解构五月风暴，将其视为青春的迷茫与骚动。观众或许需要从其另一位导师入手，以窥见其中的深意。除了戈达尔，对贝鲁托奇的电影创作与思想体系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帕索里尼。虽然这个名字对大众而言较为陌生，但提及《索多玛120天》这部作品，人们便能深刻体会其艺术锋芒。许多熟知该片的人可能误以为帕索里尼是一个刻意拍摄低俗内容以博取眼球的导演，但实际上，他是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之一。其极端风格的创作，背后源于对萨德侯爵原著的深入研究，揭示了性、暴力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此后，大量以精神分析视角探讨政治的欧洲哲学家皆从帕索里尼的理论中汲取灵感，而贝鲁托奇在《戏梦巴黎》中运用的限制镜头手法，恰好印证了这种通过身体语言传达思想的创作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在某次意大利学生与军警冲突事件中，帕索里尼曾写下这样一首诗："那些学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反抗本质是对父母权威的挑战；而那些军警若非出身无产阶级，也不会承担如此沉重的职责。"《戏梦巴黎》的叙事基调与这种辩证思考如出一辙。

帕索里尼里奥的革命情怀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家庭传统的反叛，而马修的创作则更贴近美国式的“要爱，不要战争”理念。当里奥的父母离家时，三人共同生活的居所显得如此脆弱，以至于在他们试图携手结束生命之际，一旁路人的随意投掷竟让这脆弱的空间彻底崩塌。梦境的本质与这种脆弱性如出一辙。从这一层面而言，贝鲁托奇的表达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帕索里尼的观点。站在半个世纪后的当下，我们该如何诠释这种观点？以《戏梦巴黎》为代表的影片作品，是否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了彻底的解构？抑或，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五月风暴及其后续影响？这场运动虽已过去五十年，但对思想界的冲击至今仍无定论。然而无论政治立场如何，众多思想流派皆在这场风暴中孕育而生。某些事物，我们确实需要回溯历史。六十年代欧美的社会运动是否富含浪漫主义与个人主义特征？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不论是摇滚乐、迷幻剂还是灵修，当时皆被视为对抗资本主义的象征。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曾被视为边缘的元素最终被资本主义体系所吸纳，从反叛行为转化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资本彰显个人自由的工具。如今再回望，这些曾寄寓革命理想的载体真的能真正撼动资本主义吗？事实上，当年年轻人借助这些符号抒发对现实的不满，无论口号如何激昂，本质上仍带有强烈的个体色彩。若将时间维度拉长，寄托在这些符号上的“变革性”往往迅速消散。

我们必须承认，回顾我国革命先烈的历史，许多人投身革命的初衷往往源于个人动机，并非基于宏大的理想。同时，我们也无法苛求所有参与社会变革的个体都具备一致的信念，这在现实中并不切实际。然而，若以过度个人主义为核心逻辑的革命运动，终究难以实现真正的成功，这是历史反复印证的规律。著名新自由主义学者大卫·哈维曾指出，任何过度强调个人自由的运动最终都可能被新自由主义体系吸纳。尽管哈维一贯持悲观态度，但这种情绪的根源是否不正源于1968年后左翼运动的迷失？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许多原本推崇个人自由的左翼思想家，逐渐转变为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这一现象并非个别。若福柯能多活十年，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辩护者，其思想轨迹的戏剧性转变想必令人深思。至于五月风暴的性质，是胜利还是失败？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其核心诉求——唯有厘清运动目标，才能展开实质性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戴高乐政府在选举中获胜，但其仍不得不做出妥协。一些左翼史学家认为，若法国学生持续优化斗争策略，或许能够彻底推翻戴高乐政权。这种历史假设我们不予置评，但即便实现这一目标，是否足以证明运动的成功？当时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曾怀抱着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愿景，将五月风暴视为历史转折的序章。然而，若仅以推翻一位领导人作为衡量标准，则显然与运动的初衷相去甚远。正如军事理论揭示的规律，脱离实际的战略目标必然导致行动失败。五月风暴的参与者本期待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但最终仅实现了局部调整，这种落差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思想界。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正确的概念与五月风暴的失败存在某种关联；笔者曾探讨过尼克兰德加速主义理论中蕴含的五月风暴之后的思想回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过于僵化的计划理念始终不被年轻知识分子所青睐，这或许也解释了欧洲知识界对苏联模式的排斥。而他们对毛主席的推崇，一方面源自于主席所展现的浪漫主义特质。尽管如此，《戏梦巴黎》中墙上并列的毛主席海报与主角三人复杂的情感关系，却构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东方主义意象。

毛泽东无疑具备浪漫主义诗人的特质，这种气质在欧洲自古典时期以来盛行的哲人王崇拜文化中颇具吸引力。然而，哲人王概念源于古典时代哲学家对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想象，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复杂现实。毛泽东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带领党和人民实现了中国从动荡走向秩序的历史性转变，这一惊天动地的进程显然超越了哲学思辨与浪漫情怀的范畴。近代以来，尚未有重大社会变革仅凭哲学与浪漫主义完成。这种现象并非单纯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而是源于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特点。当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分工极度细化时，个人的认知边界必然受到限制。这一点在帕索里尼的诗歌中有所体现，他质疑资产阶级学生与无产阶级军警之间谁更具先进性，并指出五月风暴中学生群体与各阶层诉求是否存在根本分歧，以及何为真正值得联合的革命力量。

这并非偶然，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后来转向了性别多样性与"进步主义"的多元化实践，将激进政治变革的希望寄托于边缘群体。他们认为主流社会力量易受资本主义体制吸纳，唯有与被社会主流排斥的群体结盟才能突破困局。这种思维暗含着对资本主义同化机制的误判，在算法主导的短视频时代，这种误判被进一步放大。信息碎片化催生出前所未有的极端化情绪，个体的认同与立场往往成为被建构的符号，而非自主选择的产物。这种现象催生了新的民粹主义形态，既可见于欧美抽象右翼的意识形态建构，也存在于我国互联网上某些带有相似特征的群体表达。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互联网讨论场中仍存在大量秉持泛左翼立场、质疑资本主义现象的理性声音，这印证了主席时代革命文化已深入根植于国家文化传统之中。相较于西方某些热衷于缅怀纳粹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文化积淀显然更具建设性。即便某些自诩为传统文化研究者刻意否定1921年以来形成的新传统，也难掩这种文化传承的客观事实。

复杂之处在于，部分群体对左翼的推崇正在重演当年的浪漫化倾向，甚至演变为刻奇式的符号消费。他们通过文化消费品中模糊的左翼意象来填补精神空缺，将左翼文化神化为包治百病的灵药。这种文化现象的异化，恰恰印证了68年运动中出现的相似困境。从经典电影到数字时代的手游与短视频，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到网络平台的碎片化传播，左翼文化符号正在以新的形态承载着时代思辨。

当下的社会议题显然比1968年的运动更加错综复杂。《戏梦巴黎》并非简单地对当年的嘲讽，而恰似一个精准的隐喻，它引发我们思考：在探讨社会未来时，是否情绪价值早已成为更具影响力的主导因素？这种思辨不仅关乎意识形态的演变，更涉及数字时代人类认知方式的根本转型。

本质上，我们不应将左翼思想视为某种神秘化或神圣化的文本，也不应将任何左翼理想等同于理想化的乌托邦。这种将现实简化为纯粹幻想的浪漫主义倾向，最终往往导向深刻的失望，而失望则可能催生自我毁灭的冲动。无论是尼克兰德的困境，还是1968年后那些认为人类将因环境破坏而与资本主义共同终结的群体，皆印证了这一规律。在当下，被算法驯化的群体逐渐丧失延迟满足能力，若无法突破这种思维定式，新一波左翼文化符号恐怕难以结出实质性的果实。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唯有摒弃自我毁灭的幻想，才能为人类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社会进步的路径，更像是一条蜿蜒前行却始终向前的长路，它既充满曲折，又无法承诺必然抵达终点。从这个维度审视，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依然不可或缺——当革命的激情与创造能力消退，人们极易陷入对资本主义的全盘肯定，或坠入"预想世界末日比期待资本主义终结更为简单的虚无"。在这个充满现实压力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保持对新可能性的想象能力，这种想象力至关重要。然而必须强调，梦境终究是梦境，人类需要拥有做梦的空间，无论是美好愿景还是警示幻象。但将梦境转化为现实，终究需要在现实中迈出坚实的步伐，那些在梦境中探索的路径，最终仍要依靠现实世界的实践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