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爱看影院iktv8人气:585更新:2025-09-07 02:14:38
《性别打结:拆解父权制遗产》一书通过电影《奥本海默》中的经典场景揭示了权力结构的深层逻辑。当"曼哈顿计划"已进入关键阶段的奥本海默试图与情人琼·塔特洛克会面时,军方以保密性质为由要求其切断与"可疑人士"的联系。这种看似矛盾的权力规训——既赋予特权又设限——最终在战后听证会上演变为剥夺其名誉的工具。当面对妻子质问"你为什么不反抗"时,奥本海默的沉默恰成为权力关系的隐喻:在极端状态中被赋予特权的人,往往在常态恢复后面临更残酷的权力反噬。这种权力运作机制,正是父权制遗产在当代社会以隐性方式持续影响的缩影。
在电影《奥本海默》海报上提出"何谓父权制?"这一问题时,社会学家艾伦·约翰逊在《性别打结》中给出了深刻定义:"父权社会通过男性主导、男性认同及男性中心化结构,系统性地建构起男性特权。"(第8页)维系这种制度的核心在于对女性的压迫,但更值得重视的是其深层机制——"它本质上是围绕控制欲展开的秩序体系"(同上)。作为白人、男性、异性恋的主流身份持有者,约翰逊的研究价值在于揭示了父权制与受其控制却非直接压迫的男性主体间的复杂关联:当男性将自身身份等同于父权制的控制模式,便陷入了"它,不是他、他们或我们"(第二章标题)的困境,这意味着反抗父权制反而成为对自我的否定,而遭遇的挫折也源自这种身份绑定。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男性气质引发的灾难本质上都源于父权制对男性特权的制度性赋予。以《白鲸》为例,这部文学经典恰可视为对父权制美国"国家神话"的预言——若亚哈船长未将"复仇"视为必须完成的男性使命,便不会执着于追逐那"恐怖而不可测"的白鲸,最终导致全船覆没。约翰逊的理论解析使我们清晰认知:男性参与反对父权制与女性主义的真正动因,在于寻求自我解放而非基于父权视角的"怜香惜玉"。正如奥本海默无法回答的问题所示:"当你无法想象脱离这套体系的生活,便只能在既定轨道上选择符合期待的路径。"(62页)在此逻辑下,父权制通过将权力从女性身上剥夺,再以可控部分收买男性,构建起充满矛盾的控制网络。这种结构最终导致"我们"的主体性丧失——正如作者所言:"没有人能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中成为真正的自我。"这一困境正是性别之结的症结所在,也是突破父权制遗产、探索全新社会可能的关键。
艾伦·约翰逊在《见树又见林》中探讨的"大哉问",其对父权制的剖析同样遵循"两步走"的逻辑路径。作者采用社会学概念"最小阻力路径"作为分析工具,指出虽然父权制作为制度体系不等同于个体行为,但"社会体制的形成源于集体参与,而个体生活则被制度结构与最小阻力路径所塑造"(55页)。这种解释揭示了社会运作的深层机制:当社会存在压迫性结构时,成长其中的个体往往无意识地接受并内化该体系,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生存法则。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言,邪恶的实现只需多数人的冷漠旁观(59-60页)。因此,改变的起点在于理解父权制如何成为"最小电阻路径"。作者进而剖析父权制持续存在的逻辑基础,指出人们惯常归因于"本质主义"的解释存在明显漏洞:"若男性特权源自生理本质,为何大量男性在践行父权制规范时仍产生强烈的精神冲突?"(94页)本质主义的困境恰恰暴露了父权制的运作本质——男性通过认同与实践男子气概建构自身身份,正如父权制通过不断论证其合法性构建制度秩序。这种自洽的体制依赖于控制与恐惧的动态平衡,男性通过获取控制权寻求社会地位与安全感,同时恐惧被他人控制,形成持续的权力争夺机制(133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社会变革可能的著作《人类新史》中,大卫·克雷伯与大卫·温格罗同样揭示了暴力循环的运作逻辑:"纯粹的暴力终将消逝,但转化为照护的暴力却能绵延不绝"([美]大卫·克雷伯、[英]大卫·温格罗,《人类新史》,张帆、张雨欣译,九州出版社,2024年,166页)。这种暴力-照护的转化模式在男性群体中尤为明显,通过包含暴力成分的"入会仪式"筛选"合格者",并以照护承诺维系其忠诚。当我们将这种"兄弟会"文化推向更宏观的层面,便能窥见现代国家的深层结构,正如特工形象所象征的:拥有合法暴力权力的詹姆斯·邦德集个人魅力、保密性与无限武力于一身,其背后的则是庞大的官僚体系支撑(同上,318页)。
大卫·克雷伯与大卫·温格罗合著的《人类新史》深入剖析了父权制得以维系的运作机制,约翰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为何这种"控制与恐惧交织的制度"会成为男性群体的主动选择。
研究数据显示,男性在情感连接上往往相较于女性显得薄弱。约翰逊提出的这一本质主义视角认为,男性在生育过程中与新生生命的物理联结不显而易见,且生理构造上更易忽视自身身体存在,这种疏离感反而成为其突破自身束缚、尝试掌控外界的初始动力。(133-134页)
关于本质主义理论的价值仍有争议,但现实证明这种疏离倾向确实带来了深远影响。当父权制体系稳固时,男性可通过支配女性获取生存支持;而随着体系瓦解、社会结构变迁和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大量男性在失去外部依赖后陷入精神危机,这种现象被日本匿名论坛2ch的创始人西村博之称为"无敌之人",并在临床心理学家齋藤环的著作中获得理论印证。([日]齋藤環:《自損自戀的精神分析》,2024年11月,第16页)
然而在问题本质的揭示上,约翰逊指出女性主义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他引用齋藤環的观点强调,父权制的暴力本质常被男性内化为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这种同构关系导致"无敌之人"现象普遍存在。(同上,182页)
约翰逊通过批判性视角提出,某些女性主义流派未能真正摆脱父权制的枷锁。他特别指出,以娜奥米·沃尔夫为代表的权力女性主义本质上仍是父权制的延伸,其追求的并非彻底推翻男性特权,而是通过类似机制实现权力更迭。(212-213页)
这种理论困境促使约翰逊走向更具批判性的立场。他认为,只有激进的女性主义才能有效打破父权制的运作逻辑,但其主张往往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仅以零散的口号形式存在。(223页)
在理论发展维度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约翰逊指出,其关注点虽局限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联结关系,却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227-229页)
值得注意的是,上野千鹤子等学者已尝试突破传统框架,探索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父权制"系统的解构关系。([日]上野千鹤子《父權制與資本主義》,2020年,246-247页)
这种理论创新催生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其核心观点认为父权制已渗透到社会运作的最基底层。但不同女性主义流派的边界并非泾渭划分,这种模糊性让人联想到艾丽斯·沃克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拼布被子"意象——包容、多元且充满韧性。(230-231页)
约翰逊的理论主张揭示了父权制的深层结构,但同时也暴露出方案的局限性。他最终提出,性别问题的解决应回归个体的日常实践,这种实践需要突破传统性别认知框架,通过建立新的联结来实现实质改变。(447页)
在理论建构上,约翰逊指出性别并非被动存在的实体,而是通过社会规训不断被再生产的过程。这印证了朱迪斯·巴特勒关于"消解性别"的论述,特别是对大卫·莱恩事件的分析令人深思。([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2024年9月,92页)
然而面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约翰逊提醒我们应像理解"对象恒常性"那样,发展"时间恒常性"的认知。这种认知既承认现实的复杂性,也保持对变革可能性的期待。(442页)
在《奥本海默》的隐喻中,琼·塔特洛克的警示揭示了父权制运作的微妙之处。当个体试图突破结构性束缚时,往往需要依托其同路人建立新的联结,这种共时性层面的支持才是改变的根本动力。(426-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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