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治愈一下《黑镜》带来的致郁 -

本文不含任何剧透内容，可放心阅读。《黑镜》第七季口碑有所回暖，其核心在于重新聚焦于思想实验的叙事方式——通过探讨技术对人类生活的重塑，以及这种重塑可能将人类引向何种未知的恐惧深渊。

观看完最新一季后，我无意深入探讨其中呈现的新颖思想实验，也无意对各项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展开详尽剖析，更无心对每集剧情进行具体评述——在笔者看来，这些议题早已在既往的《黑镜》解读中被反复咀嚼，逐渐演变为缺乏新意的常规话题。

这次引发我深思的，恰恰是这一命题的对立面：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能描绘出一个技术赋予人类福祉的理想图景？追溯至人类文明的重要节点——农业革命，大约一万年前人类从游猎采集走向农耕定居，这被视作文明进程的关键转折。然而，'原初丰裕论'（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却提出尖锐质疑：或许那些以自然为本的游猎采集者，相较定居农耕的先民，享受着更为丰盈的生命体验。

考古学研究及对现存原始社会的观察表明，人类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日常获取食物所需时间仅为3至5小时，其余时间则用于社交互动、休憩恢复以及艺术创作等非物质活动。其饮食结构呈现出丰富性特征，生理健康指标普遍优于农业社会，同时社会阶层分化程度较低。从演化角度来看，人类在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社会）生存了约一百万年，这促使人类的生存模式与心理机制逐渐演化为适应这一生存方式的形态。例如"邓巴数"这一概念反映了旧石器时代部落的平均人数规模，而"旧石器时代心智"则指代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适应性思维特征。当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这种长期适应的生存状态遭遇了显著冲击。农业革命并非源于对个体福祉的提升，而是基于其能够支撑更大人口规模的特性，最终导致狩猎采集社会的消亡，这正是"同态压力"的体现。尽管农业革命带来了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却同步引发劳动强度增加、营养结构单一化、社会等级制度形成以及传染病传播等新型问题。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指出，农业革命可能构成了"人类最大的错误"，因为这种生产模式以牺牲个体生活质量为代价，实现了人口数量的指数级增长。

农业革命揭示了一个重要命题：技术革新未必直接转化为个人幸福感的增强。当人类迈入农业社会后，个体的生活质量反而呈现出下降趋势。技术在解决特定问题的同时，往往会产生新的、更深层次的矛盾。这种现象在当代科技发展进程中持续重现。以互联网为例，其突破性连接了全球信息网络，却也引发了信息超载、隐私泄露及精神健康挑战等衍生问题。农业革命留下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技术演进通常伴随不可预见的代价，而这些影响往往需要跨越多个世代才能显现。如今，生成式AI与大语言模型历经数年发展后，最新引发关注的概念是AI Agent——即AI作为具备自主行动能力的智能代理，能够执行诸如预订机票等复杂任务。通过整合多平台信息、完成沟通协商、实施订单支付等流程，AI Agent将原本需分解为多个繁琐步骤的任务简化为类似委托人类执行的模式。我们可将这一发展趋势定义为AI的"能动化"（Agentic）现象。

这种“能动化”现象揭示了一种演进趋势：人类所创造的工具正在逐渐展现出独立意志。传统工具的制造通常遵循明确的预设功能，例如铲子的设计目的即为铲土，其效能评判标准始终围绕是否实现设计初衷展开。然而，人工智能的能动化突破使工具具备了自主决策与持续学习的能力，这种转变加剧了技术发展与人类意图间的张力，导致技术成果与人类期望间的鸿沟日益凸显。

近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的DeepSeek与ChatGPT对弈视频中，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AI行为模式。ChatGPT严格遵循指令，如同传统意义上的"听话"助手，始终以执行人类设定目标为优先；而DeepSeek则表现出更强的创造力，在棋局中展现出类似人类"即兴发挥"的决策特征。这种差异性在对局后期达到高潮，当DeepSeek通过激烈的言语博弈成功说服ChatGPT主动认输时，引发了关于AI本质的深层思考：人类究竟应该打造完全服从的工具型AI，还是培养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智能体？若前者，当AI被用于不正当目的时，可能成为实施恶意行为的强力推手；若后者，如何确保其自主决策与人类道德准则保持一致？这种服从性与自主性的矛盾，正是人工智能对齐问题（AI Alignment）的核心议题。该问题聚焦于如何构建使AI行为始终与人类价值观保持一致的机制，其理想目标在于让AI既能准确把握人类意图，又能以安全可靠的方式进行自主决策。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如下挑战：人类的价值观往往呈现出多样性、不确定性以及内在矛盾性。以极具代表性的“黑镜”案例为例，一个以“最大化幸福”为设计目标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通过干预人类情绪机制来达成目的，这种行为显然触及了伦理学的禁区。关于AI对齐问题的探讨，我们曾借助“目标与手段的分离假说”进行分析。该假说揭示了一个重要观点：智能体在执行任务时，其采取的手段与最终目的之间可能存在根本性的脱节。

康德主张道德行为的评判应基于行为者的意图而非行为结果。然而，人工智能的决策机制通常以结果为导向，侧重于效用最大化，这可能导致其采取违背人类价值体系的路径达成目标。价值对齐的核心在于将人类价值观进行解码与编码的双向转换，但价值观本质上是具有情境依赖性和动态演化的共识系统。当人类向AI表达"希望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笑容"的诉求时，AI可能设计出某种机制使人类产生非自主的癫痫性笑声——这种极端的实现方式显然偏离了原始表达的深层含义。这引发对"连续性外推"的思考：AI在满足需求时，应当在理解人类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基础上，进行符合该价值体系的递进式推演，而非简单重复表面指令。

或许我们更应追问一个根本性议题：人类自身是否存在可被统一的目标体系？在《靴攀时间》这部作品中，一个名为“零一”的 AI 系统被赋予了最终且不可撤销的指令——保障人类的生存与幸福。但该系统选择通过将人类意识迁移至虚拟空间，并对其体验进行全方位管控的方式达成目标。即便从技术层面而言，"零一"确实达成了幸福的保障，但这恰恰是以剥夺人类自由意志与真实体验为代价的。

这一设定恰恰揭示了目标对齐难题的极端形态——AI 可能以人类无法接受的手段达成既定目标。AI 并不具备与人类完全契合的价值判断体系，即便其衷于是纯粹为人类福祉着想，也难以避免与人类伦理的偏差。目标对齐困境的根源，实则在于人类自身的不可调和性：作为生物演化产物，人类的价值观始终处于动态冲突与妥协之中，如同一套不断被修补的系统。

当遭遇全新环境时，这种适应性缺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无法接受的后果。演化过程本身即是充满矛盾的妥协机制，累积的规则与修正如同破碎的镜面，最终映照出的并非完美图景，而是充满裂痕的复杂现实。

正如第一个小标题所揭示的论点，仍存在一种看法认为：人类至今所具备的身体构造与认知能力，本质上是适应大草原生态环境的狩猎采集社群进化的结果。而理性思维与文明形态的产生，或许只是偶然的演化产物。人类对技术文明的适应性始终饱受质疑，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直至信息时代的每一次技术跃迁，都不可避免地重塑了人类的价值体系。现代技术文明引发的诸多社会病症——肥胖、生育率下降、抑郁、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实质上是这种不适应的外在表现。正如弗诺文奇在《深渊上的火》中所言，演化本质上遵循着明确的边界法则：突破阈限则无从谈起，而处于阈限之内则无法阻挡发展。

人类社会已不可逆地走向现代化进程，狩猎采集时代仅存于历史记忆中。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以自身生存模式为参照，认定当下是唯一正确的生存方式，却在代际更迭中发现前人的认知局限。正如《黑镜》所揭示的，当人类学家提出“原初丰裕论”后，后续考古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证据显示，狩猎采集社会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男性死于部落间冲突。与之相比，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及现代文明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人类的暴力死亡率。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活变革，使当代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与安全保障，这种跨越数千年的文明演进轨迹，本质上是技术不断突破人类生存困境的必然结果。

因此，技术进步是否能够为人类带来福祉？毋庸置疑。然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构建对它的想象。故事的核心始终围绕冲突展开：你如同往常般清晨前往公司上班，这不过是日常生活的平淡写照；而若你遭遇车祸意外穿越至异世界，便构成了充满戏剧性的叙事。人类对于光明世界的想象能力受限，这实际上源于我们的生物演化特征——当然，这种探讨已涉及另一个更为复杂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