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西·米勒与《初步举证》：用一部作品揭开法律的暗疮 -

NT live版《初步举证》近期在国内院线持续热映，尽管3000多万的票房成绩在庞大的电影市场中仍显不足，但其在各大电影平台收获的超高口碑以及社交媒体上的广泛讨论，已使其成为一部备受瞩目的现象级作品。数据显示，该片在豆瓣平台累计获得超过18万用户的评分，平均分高达9.5分，展现出极强的观众认可度。

伦敦版《初步举证》的热映并非首次引发广泛关注。该剧由人权律师兼剧作家苏西·米勒于2017年创作，2018年便斩获澳大利亚格里芬剧院奖。2019年首演亮相格里芬剧院，2020年更一举夺得澳大利亚作家协会奖。2022年，苏西·米勒将此作带入伦敦西区，成为当年的现象级剧作，该剧还吸引了曾出演《杀死伊芙》的朱迪·科默参与，在2023年先后获得奥利弗奖与托尼奖。目前国内上映的正是朱迪·科默主演的NT live版，这也是近年来全球票房表现最亮眼的舞台剧改编作品。

苏西·米勒凭借戏剧作品的成功，于2024年将故事扩展为小说：出身工人阶级的女主角泰莎从充斥精英的法学院毕业，逐渐成长为卓越的辩护律师。在准备与同事朱利安发展恋情之际，她遭遇性侵事件。选择报案后，这位习惯在法庭上质询证人的律师，突然成为被质询的对象。作为性侵受害者，她深刻意识到现行法律体系对弱势群体的缺失。这场诉讼不仅关乎正义的追寻，更迫使她面临职业生涯的重大抉择。值得注意的是，苏西本人拥有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她出生于墨尔本工人家庭，曾在上世纪80年代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她在社区法律中心担任人权律师，为无家可归者、性侵受害者及精神障碍患者等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正是这份工作，让她深入观察到受害者在遭遇侵害时的典型反应——试图劝阻施暴者、礼貌要求离开，或陷入惊恐僵直的状态。

苏西·米勒指出，心理研究中被反复验证的应激反应模式常被辩护律师作为削弱受害者证词的工具。他们惯用的质询策略包括质疑受害者是否展现出充分的反抗行为或逃生意图，这种逻辑漏洞往往被用来暗示受害人对事件存在某种程度的默许。早在法学院学习期间，苏西便对辩护律师在交叉询问中频繁追问受害者着装细节的做法产生质疑。这种质疑在《初步举证》中通过泰莎的法庭经历得到深刻展现：当被问及是否主动邀约施害者、饮酒量、醉酒状态以及是否处于裸体状态时，所有问题都围绕着受害者的行为表现展开，试图通过解构其反抗程度来动摇案件的核心事实。

苏西·米勒创作这部戏剧的核心动因在于揭示司法系统在性侵害案件审理中的结构性缺陷。当法庭程序忽视受害者在遭遇侵害时的惊慌失措与事后形成的创伤性记忆，剧作家选择以独角戏形式让观众深入体验受害者视角下司法审判的异化过程。在NT live版演出中，朱迪·科默饰演的泰莎完成了一场情绪剧烈起伏的表演：从辩护律师身份带来的职业自信，到经历性侵后的精神崩溃与身份认同危机，最终在法庭上以清醒姿态对司法制度发起控诉。这场持续109分钟的舞台呈现中，演员通过大量台词的高强度输出与精准把控不同情境下的情感层次，塑造出极具张力的戏剧效果。当观众从情感漩涡中抽离，面对泰莎最终败诉的现实时，一个令人深思的命题浮现：若连精通法律规则的辩护律师都无法在现行司法框架内获得公正对待，普通受害者该如何寻求救济？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女性曾遭遇性暴力侵害，而在英国这个比例更是高达10%的女性选择报警，最终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不足千分之三，定罪率仅有1.3%。

在悉尼版《初步举证》的舞台剧里，泰莎于庭审收尾前的控诉中表达了对性侵法律体系的深刻质疑。她指出，有关性侵犯的法律规定始终围绕着一个错误的轴心运转，因为受害者的经历与男性主导的真相标准存在根本冲突，导致事实难以被确认，正义始终难以实现。当泰莎首次以受害者身份踏入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这座矗立着正义女神像的著名建筑时，她最先注意到的并非装饰华丽的走廊与彩绘天花板，而是散落在墙角的遗落物品。其中包括一款被随意丢弃的儿童算术玩具，以及一列蓝色的玩具小火车，那些沙发更是20世纪90年代的老物件，仿佛被遗弃般堆积一隅。这种对建筑陈旧状态的感知，映射出法律体系中潜藏的结构性缺陷，使得遭受侵害的女性长期处于可见性缺失的被动地位。泰莎所见的这些遗落物，实质上成为自身处境的隐喻。

当庭审落幕，泰莎获得的判决结果与预期一致——朱利安被当庭释放。苏西·米勒对法律的批判不仅局限于性别议题，更延伸至阶级矛盾。泰莎出身工人阶层，自法学院时期便身处精英云集的环境，朱利安正是这一群体的代表，其家族世代执掌法律世家。小说中，泰莎提及一款仅获皇家律师认可方可使用的粉色公文包，包身绣有规范字体的姓名首字母，内衬采用法院特许的条紋棉布，这类精心打造的物品与考究的领带、豪华的办公室、珍藏的威士忌共同构成精英阶层对法律行业的地位象征。而泰莎自身则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渴望获得认可却不得不面对平民阶层的现实，她的阶层中，律师应当穿着母亲从塑料袋中取出的亮粉色聚酯纤维衬衫，而非西装套装。

法律体系的双重压迫性在剧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泰莎的哥哥约翰尼曾因出身问题被警方怀疑，最终在庭审中背负不公罪名。这一遭遇成为泰莎投身法律事业的起点，她希望借此为弱势群体争取应有的司法权益。在法庭上，她目睹了富人如何轻松操控司法系统：聘请顶级律师、动用社会关系向法官施压，这些手段显然不适用于像约翰尼这样的普通人。这种精英阶层主导的法律体系，实质上是正义天平下隐藏的丛林法则，一旦涉及权力阶层，他们总能轻易调动资源保护自己。

当泰莎站在庭审现场，她注意到的不仅是男性主导的审判过程，还包括朱利安背后的皇家律师们，以及旁听席上聚集的十多位同僚。自2010年转行写作以来，曾立志效仿金斯伯格以法律推动社会公正的苏西·米勒，如今提及法律界仍感到进退维谷。她坦言，法律看似是一门客观的科学，实则充满虚构性。尽管《初步举证》获得了掌声、口碑与奖项的多重认可，但对苏西·米勒而言，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弥补了自身法律生涯的遗憾。

该剧在澳大利亚公演后，曾为女性法律从业者及政界人士举办专场演出。英国公演期间，一些来自老贝利的法官与律师观看了剧目，并展开深入讨论。其中一名法官依据剧中的台词重新修订了强奸与性侵案件的审理指引，强调受害人即使无法按时间顺序清晰回忆事件细节，也不代表其在说谎。这种影响已超越艺术范畴，在北爱尔兰，该剧成为新任法官审理性侵案件前的必修教材。由年轻女性组成的律师群体更以剧中角色命名，成立了TESSA（严重性侵犯审查）组织，致力于对英国已有20年历史的性侵法律进行系统性修订。提及作品在法律界的实际影响力，苏西·米勒感慨道，那五分钟的庭审控诉或许就是多年学习与实践的最佳成果。

同为近期口碑佳作的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与《初步举证》同步引进国内院线。影片以1946年意大利女性首次获得选举权为历史背景，讲述长期遭受家暴的妻子迪莉娅在故事终章选择离家出走。这个看似逃离的行为实则暗含深意——她手握选票踏上街头，用行动诠释女性权利。当紧随其后的丈夫目睹这一幕时，迪莉娅的勇气让昔日的恐惧烟消云散。这一场景与泰莎在多次质问后重新发声的镜头形成呼应，展现出女性在困境中蜕变的双重路径：真正的改变不在于对伤痛的逃避，而源于直面压迫的抗争。在故事的终点，两位女性都完成了对自身命运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