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适合高敏感人群的电影？专访《阳光照耀在青春里》导演 -

今年的“清明档”呈现出显著的创作趋势，三部影片均以边缘群体为核心叙事对象：张艺兴在《不说话的爱》中饰演听障人士，赵丽颖于《向阳·花》诠释出狱更生人士角色，而肖央则在《阳光照耀青春里》中担纲精神障碍者。这些聚焦现实议题的作品普遍具备社会价值，其中《阳光照耀青春里》因触及特殊群体生存困境引发关注。尽管该片票房成绩相对平淡（累计不足500万元），却被部分文艺影迷视为清明档的遗憾之作，更有观众将其与经典作品《飞越疯人院》进行类比。

导演曾海若执导的《阳光照耀青春里》凝聚了七年的剧本沉淀与医院实地探访经验，影片中每个画面细节都渗透着真实病例的观察视角；它摒弃了常规的快节奏爽感叙事，采用碎片化剪辑与多层次隐喻，构建出当代年轻人困于情感孤岛的精神困境。面对影片褒贬不一的评价，曾海若向南都记者坦承这是一部存在认知门槛的作品，而低迷的票房表现亦印证了影片的核心命题——在短视频时代不断侵蚀注意力的当下，是否仍有观众愿意关注那些被社会标签为‘异常’的孤独心灵？

所有意象均源自我在医院的真实见闻与感受。在谈及首部剧情片拍摄精神病人天马行空的世界时，曾海若坦言这是源于长期观察后的社会议题思考。五年前在新闻中心担任编导期间，她发现身边许多电视从业者深受抑郁、焦虑等心理困扰，而随着社会认知深化，躁狂、躁郁等精神问题逐渐显现。这种现实观察促使她关注青少年心理问题，尤其注意到中学生群体中精神健康隐患的普遍性。2015至2017年间，"被精神病"现象引发广泛讨论，如维权者被雇主送入医院、争夺家产者被配偶送医等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出台后，这一社会议题获得更多关注。她的纪录片创作经验为剧情片提供了扎实的事实基础，电影中每个角色都蕴含着现实人物的观察痕迹，并借鉴了大量相关报道。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提到，某些空间形式能折射出特定的人群行为特征。曾海若在访谈中解释，"圆形"并非简单的建筑形态，而是精神病人的日常行走模式——他们既无明确目标，又被困于往返的循环路线。这种设计灵感源于实地调研：探访多家医院时发现，休息时段总能看到患者在楼道、操场等环形空间中重复行走。他们似指针般在封闭的时空里游移，这种循环意象正是对现实场景的抽象化呈现。

关于将精神病院命名为"青春里"的创作思路，曾海若认为医院的特殊性在于其剥离了社会身份。普通医院的患者虽然患病，但仍保有职业、家庭等社会角色；而精神病院则将人还原为纯粹的"病症载体"。这种状态让他联想到特殊教育学校——在这里，人们如同学生般失去社会功能，回归到更基础的存在形态。调研中观察到，患者常以童真视角重构现实：荒地可想象成草原，自身可化身动物，这种超越现实的时间感知恰好与"青春"的意象契合。

在《曾海若》的创作过程中，除了"圆形监狱"这一核心隐喻外，影片还融入了小矮人、森林、树木、钟表等多种意象元素。这些符号均来自真实病例与临床观察，例如将自身视为树木的患者会持续保持立姿，认为外星人是亲密伙伴的病例则催生了相关意象。钟表符号则体现患者对时间的感知异于常人。在构建象征体系时，我始终关注如何通过这些元素呈现患者被情绪困局（如思念、愤怒、怨恨）所束缚的生存状态，而非追求病理学的精准还原。医院的封闭环境本身即构成特殊的时间维度，这恰是我想揭示的深层主题。

影片对观众的注意力提出挑战，这种挑战源于对"正常"与"异常"边界探讨的深度。在社会学层面，正常意味着遵循集体规则与共识，而精神医学视角则强调自知力的差异。常人虽会经历内心挣扎，却能清晰辨识这些声音源自自身；而精神障碍者则可能真切地感知到他人的声音，甚至相信外星生命在操控自己的行为。这种认知层面的分野，构成了影片探讨的核心命题。

例如，诗人凝视一棵树时，会将自身投射为树的形态，体悟阳光的温度，进而诞生诗意的表达；而缺乏自知力的人却可能坚信自己真的是一棵树，彻底混淆现实与想象的边界。这种认知的临界状态揭示了一个现象：当个体处于正常与异常的交界地带时，情感体验更为敏锐；越偏离这个界限，行为就越趋于失控。自知力的边界正是如此。若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生活幸福感才是核心命题。当一个人的生存体验充满美好与满足，便处于正常状态；反之，若陷入持续的痛苦、自我折磨与焦虑中，错失了本可以享受的人生机遇，这种状态便可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异常。南都娱乐报道指出，电影《XXX》中男主角何立为（肖央饰）起初拒绝承认自身的精神状态，但剧情推进至三分之一时，他开始接受治疗并主动配合。那么，当一个本就处于异常状态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异常后，是否意味着他已回归正常？

曾海若：确实，当个体开始具备基本认知能力时，已算是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其心理状态仍显脆弱，何立在经历强烈刺激后才察觉自身异常，这种反应本质上属于应激性心理现象。在精神分裂的演变过程中，角色经历了从自我确信到自我否定的剧烈转变，这种极端的自我否定状态即便被接受，也意味着对自我价值的持续质疑，因此整体精神状态依然不稳定。单纯的觉察并不能终结问题，过度的自我批判或否定可能引发新的心理困扰。他需要通过药物干预和专业医疗手段来稳定病情，当能清晰区分幻觉不过是脑内产生的声音时，才算真正具备了认知能力。

南都娱乐：我注意到影片采用了多重视角叙述方式，是否担心这种结构会导致观众理解困难，从而增加观影门槛？曾海若：创作初期并未特别关注视角转换的问题，但市场反馈显示确实存在理解难度。若想降低门槛，可将叙事聚焦于单一维权主线，展现维权过程中的挣扎与突破。这种标准化的类型片叙事确实有效，但我们追求的不仅是维权故事，更想探讨精神障碍患者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主角在精神病院与各类患者互动，他们彼此影响、相互治愈，这些角色本质上是主人公精神状态的镜像投射。拍摄过程中我们收集了大量病例素材，虽然线索看似庞杂，但这些视角的交织恰恰构成对主人公的立体呈现——例如洪兆庆（陈明昊 饰）这一角色，其存在并非与主人公对立，而是预示着何立可能走向的另一种极端状态：为自我保护而封闭沟通渠道。相较而言，何立始终主张突破精神困境，争取平等权利，即便在极端环境下也坚持人格尊严。洪兆庆的叙事线索本质上是在诠释何立的内心挣扎，只是要在两小时内承载如此多维度的内容，对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度提出了较高要求。

在精神病院里的时间具有特殊的流动规律。当被问及是否认为该片是中国版《飞越疯人院》时，曾海若表示存在误解。他指出，本片与《飞越疯人院》的成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堪称经典巅峰。影片核心探讨的并非体制压迫下的个体抗争，而是聚焦于人物内心的自我蜕变与权利意识的觉醒——简而言之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尽管部分情节存在相似性，但这是由题材本身决定的叙事选择。

针对部分观众对电影叙事节奏的质疑，曾海若坦言这确实在尝试呈现精神病人的意识流动状态。他强调影片并非刻意制造混乱，而是通过非线性叙事构建出一种特殊的时空体验，这种结构要求观众主动拼合线索，而非被动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影方式会随着二刷产生全新理解，片中隐含的伏笔和答案往往在首刷时难以察觉，这种设计虽影响了票房，却能让真正投入的观众获得更深层的观影满足。

关于《心恋》舞蹈片段的选用，曾海若澄清这实为剧组集体创作成果。该曲作为电影推广曲，其价值体现在双重层面：一方面契合影片90年代至2000年代的怀旧氛围，角色群体对这段旋律的熟悉度具有时代印记；另一方面，这首歌曲象征着角色关系从孤立到联结的转变过程。拍摄期间，演员们在中秋主题场景中即兴创作的舞蹈，恰与影片核心主题形成呼应。

谈及14年时间跨度的叙事设计，曾海若指出这隐喻了精神病院特有的时间感知方式。这种设定在片中通过角色外貌变化得以体现：如方宁（国义骞饰）在出院前后产生明显年龄差异，而院内角色则呈现出缓慢的衰老过程。这种时空扭曲的表达具有寓言性质，观众通常更关注剧情本身而非细微的容貌变化。在创作者的设定中，角色的转变幅度本就控制在极小范围内，这种克制的改编恰是对精神困境的隐喻。

当何立为离开医院时，其他人物仍在医院中，这背后暗含着寓言色彩——他们只是白发增多，而这段14年的时光恰恰是他们人生中最富活力的阶段。南都娱乐指出，该片在观众群体中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许多观众会将自身置于特定情境中，从而产生情感共鸣。你认为喜爱该片的观众群体具有怎样的特征？曾海若回应，电影不应排斥任何观众，每个人都有观影的权利。这类观众通常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热衷于电影创作，也倾向于独立思考，不会轻易否定复杂议题。他们对生活保持细腻感知，这种敏感性或许源于内心曾经历的情感波动、职业压力或人际困境，因此能与影片传达的痛苦产生共情。但需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排斥该片的观众缺乏这些特质。这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研究领域，但总体而言，我所接触的观众群体确实呈现出上述特征。他们不会因影片的不适感或不符合常规观影习惯而轻易产生负面情绪。

在当前电影市场环境下，尤其是商业类型片制作方，普遍致力于迎合观众偏好，但受众类型极其多元。可以预见的是，观众对挑战性观影体验的接受度正在下降。这或许与短视频盛行有关，现代人逐渐丧失耐心，认为耗费两小时观看不符合快节奏观影习惯的作品会难以忍受。南都娱乐追问，路演期间观众的反馈中是否有哪些特别触动你的部分？曾海若分享，许多反馈既令人感动又出乎意料。路演观众本身就对影片怀有好感，观影时往往能深入代入剧情。有一位多年未见的律师朋友专程从重庆赶来观看，当时我内心忐忑，因为他曾接触过诸多社会阴暗面与悲惨经历，自身也深受困扰。但他表示非常感动，并撰写了长达数页的评论。这类观众众多，如大学生观影后当场落泪，因为他们同样面临心理困境——这不是传统爽片能够承载的。爽片仅呈现解决问题的畅快感，而该片则是与观众共同直面痛苦，重现那些令人不适的回忆，具有强烈的沉浸式体验。排斥这种体验的观众可能难以理解其中深意。

在与观众交流过程中，我切实感受到他们对影片的深度代入。这种沉浸式的共情反应，正是该片最打动人心的特质。南都娱乐继续提问，用当下流行的说法，该片的观众群体是否普遍属于高敏感人群（HSP）？这一代人对诸多事物表现出高度敏感，这种特质是时代进步的标志，还是倒退的体现？曾海若认为，这种敏感性确实存在，但仅是时代现象。我不确定这对时代本身是进步还是退步，但对个体而言，这是自我成长的体现——更加重视内心世界，而非一味忍受或麻木。敏感性促使人们学会表达情感，对苦难、孤独乃至他人保持开放态度，不会因自闭或强迫倾向而排斥他人。从这个角度看，这无异于一种进步，但我不认为这是时代本身的进步。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太多外在干扰，我们更需要内心力量，在保持敏感的同时学会自我保护，以坚强姿态迎接阳光。这也是电影想要传递的核心主题。

作为导演，该片目前也面临着类似困境，仿佛被现实市场逐渐模糊了创作初衷。我们始终试图表达差异，但市场包容度却十分有限。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电影行业，各行各业皆如此。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践行电影所揭示的主题：将困境视为成长契机，相信永远存在光明。这些经历会成为滋养，推动我们不断前行。即便票房表现不佳，我们仍有机会揭示内心困惑，更深入地探讨中国电影生态。从这种角度看，这或许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