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唯一自救方式，是鲍比当总统？ -

许多影片在创作初期便有意借助复古怀旧的元素，通过融入时代特征、流行文化或历史事件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激发情感共鸣。当这类作品聚焦政治议题时，其表达往往更具复杂性，可能在潜移默化中触动观众固有的偏见或潜在的异议，例如以「刺杀事件」为题材的影片。罗伯特·奥特曼的《纳什维尔》作为美国七十年代的代表作，始终被誉为经典，而美国影评人乔纳森·罗森鲍姆却选择支持另一部采用相似手法但风格迥异的影片《鲍比》，甚至与法国影评界展开争论。那么，这部相对冷门的影片究竟凭借何种方式赢得了罗森鲍姆的青睐？它又是如何诠释复古怀旧主题的？让我们一探究竟。作者：Jonathan Rosenbaum 译者：Issac 校对：朱溥仪 来源：Chicago Reader

《鲍比》以1968年6月5日洛杉矶大使酒店为背景，巧妙地将肯尼迪遇刺的历史事件与六十年代的社会思潮相勾连。影片通过展现民主党内初选时期肯尼迪与尤金·麦卡锡的竞争关系，揭示后者对越战更激进的批判态度及推动美军撤出越南的主张。这种以历史为镜映照现实的创作手法，虽在叙事上存在一定的怀旧倾向，但作者对之保持理性审视。然而，当艾米利奥·艾斯特维兹将故事聚焦于刺客行动发生的具体时空场景时，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甚至对影片中看似刻意的怀旧情绪产生由衷感激——这种情怀实质上展现了当代观众对历史议题的深刻思考。

令我稍感不安的是艾斯特维兹在讲述肯尼迪生平时，选择淡化或省略那些与理想主义叙事相悖的细节。例如他早年作为约瑟夫·麦卡锡顾问罗伊·科恩工作经历这一事实，显然与他所推崇的道德高地存在张力。这种处理方式展现出他对过往价值观的直接赞美，却也显露出对电影制作传统范式的某种眷恋——这在《大饭店》的影评中已有所体现。他通过对角色的精心雕琢与专业呈现，构建起一个多元的人物图谱。

第三类角色涉及与民主党相关的群体，其中包括一位性格暴躁的非裔激进分子（尼克·卡农）和一位意图采访肯尼迪的捷克籍记者（斯薇特拉娜·梅特奇娜）。影片汇聚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这要求艾斯特维兹在呈现多元文化、种族与社会阶层议题时游刃有余。他展现出卓越的把控能力，既能将群星荟萃的演员阵容衬托得璀璨夺目，又避免让个体表演喧宾夺主，使得每个角色都能够在整体叙事中找到独特的光芒。（其中斯通对镜中倒影的怀疑凝视这一细节，便足以印证导演在平衡集体与个体表达上的精妙掌控。）

《鲍比》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后引发热议，有法国影评人认为该片是对奥特曼作品的延伸，而我则坚持为这部作品的勇气与智慧发声。在我看来，《鲍比》的价值超越了奥特曼的范畴，尤其与《纳什维尔》形成对照。《纳什维尔》同样以众多性格迥异的角色群像展开，最终导向一场动机模糊的刺杀事件。尽管这部被奉为经典的影片充满情感张力，但其对乡村音乐文化的理解与对纳什维尔这座城市的刻画均存在明显疏离，这种局限性也招致了诸多批评。

《纳什维尔》这部电影以一种戏谑的态度描绘那些沉溺于追忆约翰与鲍比·肯尼迪的年迈观众，同时以轻蔑的语气引导人们忽视乡村群体的价值。影片整体弥漫着深刻的犬儒主义气息，这种态度被刻意包装成对流行文化的精准把握，然而最终，这种虚无主义的表象却败给了空洞浮夸的修辞策略。具体表现为反复出现的煽情画面——美国国旗占据屏幕中央，配合着充满讽刺意味的伪国歌《我不会为此忧心》达到高潮，这种手法无形中削弱了影片的批判力度，使观众陷入认知的迷雾。相较之下，《鲍比》虽因剧情发展引发奥特曼式的观感联想，导致叙事节奏略显平缓，尤其在传递与表面相反的隐喻时显得准备不足，但相较于初始设定的高远目标，它真诚的表达反而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艺术质感。

《鲍比》电影的片尾曲与奥特曼的处理手法异曲同工，均通过画外音形式引用了肯尼迪关于无意义暴力与刺杀的演讲片段，其中特别提及了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这场演讲在肯尼迪遇刺后被重新赋予了历史重量，以长篇形式完整呈现——如同奥特曼刻意设计的编排一样，这种充满张力的安排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手法，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然而，奥特曼对美国国旗的运用则带有浓烈的美学统治色彩，通过这一符号试图阻断观众对作品虚无主义内核的深入思考。相较之下，艾斯特维兹仅将国旗作为构图中俯瞰酒店场景的细节元素，以简洁方式完成画面收尾，从而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更具现实意义的叙事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