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审判”，她为何亲手杀死了孩子？ -

《弗里达的审判》（FRIEDA’S CASE）是一部聚焦女性犯罪案件调查与审判的电影，其女性主题的探索与原片名"FRIEDAS FALL"的命名方式，自然引发观众对茹斯汀·特里耶导演作品《坠落的审判》（Anatomy of a Fall）的联想。两部作品在叙事视角与核心议题上均呈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深刻剖析，通过司法程序揭示性别与权力的复杂关系。

《弗里达的审判》的原名“FRIEDAS FALL”与《坠落的审判》的英文片名“Fall”虽共享“fall”一词，却承载着截然不同的语义——前者是德语中“案件”的意译，后者则直指“坠落”这一物理动作。这种语言上的巧妙呼应，不仅暗合两部作品对女性命运的探讨主题，更在形式上构建起跨文化的叙事联结，凸显了当代女性题材电影在表达上的独特张力。

相较而言，《弗里达的审判》将故事背景置于1904年的瑞士，聚焦一位年轻女裁缝弗里达·凯勒因谋杀非婚生子小恩斯特而被判处死刑的事件。影片摒弃了传统叙事中对案情的悬疑铺陈与情感渲染，转而通过历史重构的方式，引导观众重返案件发生现场，突破对单一事件的解读框架。这种叙事手法使观众能够借助影像进行跨时空的反思，并与历史中的女性产生情感共鸣。导演玛利亚·布伦德尔贯穿全片的创作理念，旨在揭示女性之间隐秘的情感纽带。尽管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女性权益受严重制约的瑞士，但影片并未将女性力量的表现局限于口号式的抗争或标语化的示威，而是通过细致入微的镜头语言，细腻呈现每一位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心理轨迹，最终使她们成为促使弗里达案件逆转的关键推动者。

在《弗里达的审判》中，女性角色既能是命运相似的姐妹，也能是身处底层的劳动者，或是家境富裕却心怀仁爱的贵妇，甚至成为无法改变现实、只能叮嘱女儿"保持沉默，学会遗忘"的母亲。即便作为背景中的无名者，那凝固在表情里的历史重量依然令人难忘。电影结构可分为两大主线：揭露弗里达弑子真相与审判弗里达本身。当主人公决意打破沉默、直面过往时，这不仅是个人觉醒的时刻，更成为跨越时空的集体呐喊——唤醒所有被时代禁锢的女性，唤醒银幕内外关注这场审判的观众。导演通过多维度的女性形象构建，既串联起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命运，也建立起与历史长河中相似处境的女性对话。

在《弗里达的审判》中，"身体"被赋予了双重隐喻——既是女性表达抗争的载体，也化身为审视真相的特殊场域。导演玛利亚·布伦德尔通过碎片化叙事手法，将弗里达案件中各人物的证言以拼接形式呈现，由律师阿诺德·扬根与厄娜·格穆尔的视角共同构建事件脉络。这种叙事策略本质上是对"身体"话语权的重构，通过语境转换实现对受害者的再确认。影片更在视觉维度深化这一主题：当裁缝身份赋予弗里达创造衣物的权力时，却被改写为被囚禁者身体数据的采集对象。狱警精确的测量行为与厄娜接手裁缝工作的场景形成互文，她们初次相遇的契机源于弗里达对厄娜肩部与袖口比例的关注。最终，当司法系统剥夺弗里达的言语自由时，其凝视镜头的瞳孔却成为最具震撼力的宣言——沉默的肉身所蕴含的叙事力量，终究超越了语言的禁锢。

《弗里达的审判》所揭示的远不止是当时司法体系对女性的性别偏见，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对非婚生子女权益、女性经济地位、道德与法律脱节等社会议题的深刻剖析。这些制度性矛盾的暴露，恰恰成为案件真正需要审视的核心。玛利亚·布伦德尔选择在当下讲述这段故事，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深刻洞察。近年来，女性题材佳作不断涌现，从《坠落的审判》《芭比》《初步举证》到《还有明天》，这些作品在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层面均实现突破。而作为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单元的入围影片，《弗里达的审判》亦展现出自身独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