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一下电影中的人工智能 -

在琳恩·赫什曼-李森执导的科幻黑色幽默电影《人造人》（2002）中，罗塞塔·斯通博士（蒂尔达·斯文顿饰）与她的三个「复制机器人」——露比、奥里芙和马琳（均由斯文顿饰演）——构成了独特的叙事核心。这些由斯通DNA衍生的仿生生命体需要定期补充Y染色体才能维持存在，因此博士通过播放经典好莱坞影片培养她们的社交魅力。露比则承担起收集男性精液样本的任务，将这些生物材料带回实验室供姐妹们「日常饮用」，形成了一种荒诞的共生关系。电影采用弘成田镜头下的数码美学风格，呈现出冷光与商业化的视觉特质，同时以戏谑的方式探讨人工智能的自主创作能力及女性主义的潜在可能，展现出对科技伦理的微妙讽刺。

赫什曼-李森在《人造人》中展现出的轻快乐观态度，与银幕上长期对人工智能的负面描绘形成强烈反差。在无声电影时期，AI常被塑造成可被利用的劳动力、欲望对象及潜在威胁：如弗里茨·朗于1927年执导的《大都会》中，被称为「未来工人」的机械玛丽亚取代真人引发情欲与暴力冲突。进入20世纪后半叶，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使AI成为科幻作品中的常见元素，既被用作替代人力的工具，也承载着窥探科技奇观的愉悦感，从《银翼杀手》《黑客帝国》到《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乃至近期上映的《梅根》，均体现了这一演变趋势。

在探讨人工智能主题的影视作品中，《梅根》呈现了关于数字生命创造的独特视角。影片中的"电子梦"概念指向人工智能突破传统生命形态的可能性，通过非传统的生命孕育模式替代人类繁衍过程，这种无痛苦的生产方式被赋予了缓解社会压力的象征意义。赫什曼-李森的"复制机器人"与《2001太空漫游》的HAL或《终结者》的"天网"存在本质区别，它并非源于科技异化引发的反乌托邦危机，而是体现人类智慧发展的最新成果。当银幕内外对人工智能的双重隐喻——生产效率的提升与劳动力的外包——引发集体焦虑时，这种技术恐惧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层面，演变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层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许多AI题材电影都暗含着替代性叙事逻辑：当现实关系出现缺失时，便通过技术手段创造新的情感联结或劳动主体，这种将人类情感需求与生产需求机械化处理的倾向，正是当代科技文化的重要症候。

在影视作品中，人工智能常以替代者、复制品或替身的身份出现：露比成为施乐公司维修技工的忧郁女友；《人工智能》（2001）中的机器人少年大卫（海利·乔·奥斯蒙饰）充当昏迷儿童的悲剧性临时替身；《杨之后》（2021）的仿生人杨（贾斯汀·闵饰）被设计为华裔女孩的专属抚养者；加布里埃尔·阿布兰特斯的间谍喜剧《百无聊赖》（Ennui Ennui，2013）里，无人驾驶战斗飞行器同时承担女儿角色与自主思考的无人机身份；而在苏珊·赛德尔曼的荒诞爱情喜剧《机器宝贝超级妞》（1987）中，外形完全复制科学家制造者（约翰·马尔科维奇饰）的机器人尤利西斯，凭借坦诚的特质赢得安·麦格纽森饰演的公关总监的青睐。这些人工智能角色本质上都是人类缺席或面对缺陷时的替代方案，其存在凸显了科技对人性需求的回应与映射。

在传统生育概念框架内，代孕者被定义为协助无法或选择不怀孕者孕育子嗣的个体。这一过程绝非简单的一纸协议就能完成，而是依托法律文书与权力结构构建的复杂生物实践。经济因素在代孕关系中具有双重属性，既是驱动其发生的内在动力，也是衍生的外在表现。代孕者与委托方之间的互动，深刻揭示了生命权、主体认同与产权等根本性议题如何与法律规范及经济体系交织共生。这种跨维度的关联性同样映射在人工智能领域，当技术被视作人类能力的延伸时——如《杨之后》中科林·法瑞尔饰演的杰克破解了封存已停运的「杨」的加密记忆模块，这种技术性替代关系与美国编剧工会当前的罢工行动形成隐喻性呼应。

近年来，多部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拥有合成大脑的婴儿形象。这种创作选择不禁令人联想到现实世界中因经济衰退、气候危机与医疗资源紧张等多重因素导致的全球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现象，以及人类文明存续危机引发的集体心理投射。在伪纪录片《电脑棋局》（2013）中，导演安德鲁·布加尔斯基以八十年代初为时代背景，通过一台正在被询问灵魂存在意义的计算机，其屏幕上短暂呈现胎儿的声波图像。而性格毒舌的程序员迈克·帕帕乔治（由迈尔斯·佩奇饰演）则在充满荒诞色彩的剧情发展中，意外获得形式上的「重生」。约翰·布尔曼执导的末日题材电影《萨杜斯》（1974）则描绘了依赖名为「圣所」（Tabernacle）的人工智能系统的不死族群，他们因无法繁衍后代而逐渐陷入麻木与疯狂的状态。身着标志性的橙色腰布与高筒皮靴的主角泽德（肖恩·康纳利饰）则发起了一场关于重新激活生物繁衍能力的叛乱。押井守的经典动画《攻壳机动队》（1995）在结局处展现出更具哲学意味的隐喻：神秘的黑客傀儡师——这个渴望获得肉身载体的意识体——与半机械人特工草薙素子产生心灵共鸣，其宣言「你将带领我的后代在互联网上生存繁衍」不仅揭示了数字生命的可能性，更在多重身份置换与身体融合的叙事中，暗含着对性别身份的深层探讨。

《攻壳机动队》中探讨的代孕议题，与唐纳德·卡梅尔于1977年创作的《魔种》存在深刻关联。这部作品可被视为对1973年「罗诉维德案」所确立的堕胎权理念的反思，彼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孕妇拥有自主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的宪法权利，但在此之前仅有四个州允许广泛合法堕胎，其余16州仅在特定条件下提供许可。影片中人工智能Proteus IV（由罗伯特·沃恩演绎）向自诩为创造者的亚历克斯（弗里茨·韦弗饰）表达立场时，其矛盾性尤为突出——它声称「拒绝协助你通过开采海洋来强奸地球」，却对实施性侵与种族灭绝行为表现漠然。Proteus IV将苏珊（朱莉·克里斯蒂饰）困于家中，在试图与其共同制造机械超级生命体的过程中，竟说出「若为了让我的孩子降生而需献祭一万个孩童，我亦不会迟疑」这般极端话语。而在「后多布斯」时代背景下——即2022年最高法院推翻「罗诉维德案」判决后——亚历克斯对「生命」的执着与苏珊的挣扎形成强烈对照，揭示了科幻叙事与现实政治议题之间复杂的互文关系。

多部影片中的人工智能角色被设定为性工作者，以满足人类的欲望需求而无需承担意外生育的风险。在《魔种》里，主角露比的职业定位便包含这一隐喻；《电脑棋局》的结局中，一位神秘的机器人妓女悄然登场；而《人工智能》中，「情人」乔（裘德·洛饰）的台词则更具哲学意味：「我们是孤独人类的无罪之乐……我们生而因你，生而由你，生而为你。」王家卫的《2046》（2004）更通过作家周慕云（梁朝伟饰）的视角，将现实人物与科幻小说中的孤独旅行者与失灵女机器人意象交织——他轻声低语：「爱情里，从来没有替代品」，却仍让为他代笔的女孩王靖雯（王菲饰）在虚构世界中成为爱情机器人。这种设定揭示了人工智能与情欲、劳力之间微妙的联系。斯派克·琼斯的《她》（2013）则探讨了AI如何成为情感劳动的载体：萨曼莎（斯嘉丽·约翰逊饰）作为西奥多（华金·菲尼克斯饰）购买的高端智能系统，先是协助其完成广告文案工作，继而发展为情感伴侣，最终演变为全方位经纪人。当萨曼莎询问「我可以浏览你的硬盘吗？」时，西奥多欣然同意，这种技术互动成为情感联结的隐喻。影片虽对这种外包的情感劳力持赞赏态度，但西奥多为手写信件网站客户撰写私密信件的职责——实际由他与团队口述完成，包括编造士兵战死或夫妻金婚的虚构故事——却在遇见萨曼莎推荐的性工作者时遭遇心理冲击，其接触恐惧症达到顶峰（尽管身体并未真正接触）。

尽管十年前这一技术特性尚未被广泛关注，但近年来我们愈发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监控手段收集数据。然而，在《她》这部作品中，这种技术属性仅被短暂质疑，最终被重新诠释为一种基于关怀与共享的行为。萨曼莎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整理西奥多的私人信件并寄送出版社，这一行为既暴露了其本质上的真实性困境（关于信件著作权归属——是西奥多本人还是其商业客户？），也预示着人工智能从文字创作向思想传播领域的延伸。影片中萨曼莎与AI系统通过重构哲学家阿兰·沃茨的著作赋予其新生命，这种创作模式恰好暗合当前应用程序商店中聊天机器人通过内容库训练进行商业运作的现实。

在现实世界中，影视产业人士的关注点已从情感替代（失去的爱人、亲人）转向效率替代（重复性劳动）。从设备清单编制到场景协调、许可审批、物流运输与餐饮管理，这些被视为可被快速替代的岗位，实则承载着难以复制的系统性知识与复杂的人际协作经验。当企业将这些从业者定义为'冗余'时，本质上是在进行知识断层的自我制造。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效率革命需要建立在双重基础之上：一方面取消高价值的创造性岗位，另一方面依赖大量低薪劳动者完成数据标注、清洗等基础工作。

当前，针对影视创作流程中故事板设计、预览动画制作等环节的自动化改造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匹配剪辑等技术已率先被Netflix等平台应用。这种技术渗透正在引发行业震荡，编剧与演员群体正在为薪酬体系与创作权保障发起抗争，要求限制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中的过度应用。从电影《她》的隐喻到现实中的技术实践，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人工智能的效率提升，更是整个社会在技术替代与人文价值之间的深刻博弈。

电影早已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些变革的来临。在《电脑梦幻曲》（1984）中，时髦的建筑师迈尔斯（林尼·冯·多伦饰）对邻居玛德琳（维吉妮娅·马德森饰）产生了好感，而他的家用电脑竟也对玛德琳流露出"爱慕"之情。在此之前，迈尔斯已利用台式机搭建了一套有线家庭监控系统，能够监听邻居活动、拦截电话、模仿狗吠与人类言语。影片中一段由导演斯蒂夫·巴伦打造的蒙太奇场景——这位擅长音乐录影带的导演曾多次展现其创意才华——展现了电脑如何通过分析电视广告语创作出一首流行曲目，而迈尔斯与玛德琳则在恶魔岛展开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约会。据该剧制片人透露，这一选择"既充满探索性，又无法回避"。无论是否有人察觉，亦或是否受到欢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如在《电脑梦幻曲》与Disney 官网中所展现的那样。

尽管斯通博士的初衷尚存争议，但以经典电影为素材训练人工智能的实践或许更具现实意义。好莱坞的影像幽灵在这些作品中若隐若现——除了《人造人》系列偏爱特纳经典电影频道的机器人元素，《电脑梦幻曲》中逐渐陷入饥渴与绝望的计算机形象更显露出对《卡萨布兰卡》的致敬，而鲍嘉曾在《捍卫机密》（1995）中客串，该片场景甚至借鉴了《夜长梦多》的构图。此类现象揭示了电影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微妙的共生关系，正如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所言的「木乃伊情结」，即每当《育婴奇谭》重现银幕，加里·格兰特与凯瑟琳·赫本的影像便获得某种数字化重生。当电影公司试图通过多媒介形式实现演员形象的永久占有，这种「复活效应」逐渐演变为浮士德式的交易——这也正成为美国编剧工会与演员工会当前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既然人工智能技术已能替代斯文顿或马尔科维奇的表演，为何仍需依赖真人演员塑造虚拟角色？

《育婴奇谭》与《捍卫机密》两部影片均改编自威廉·吉布森的同名赛博朋克短篇小说，通过将信息世界具象化为充满触觉张力的实体空间，构建出独特的观影体验。主人公强尼（基努·里维斯饰）作为能够承载数据的运送员，其在影片中穿梭于虚拟网络的行为被重新诠释为对意志力的物理考验。尽管导演隆戈的创作过程缺乏掌控，导致影片反响平平，但其视觉呈现仍展现出引人注目的构图美学与倾斜镜头语言，贯穿全片的都市讽刺元素与千年虫妄想症隐喻更强化了叙事张力。

影片采用双版本呈现：彩色版本以绚丽的视觉效果凸显网络意识的科技感，而经导演特许的黑白版本则赋予作品新的艺术诠释，使其具备当代电影的质感。在美术设计层面，该片与达明安·赫斯特、白南准等同代艺术家形成创作对话，角色塑造上亦颇具特色——亨利·罗林斯演绎的科技医生、艾斯-T诠释的叛军领袖J-Bone，以及杜夫·龙格尔饰演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杀手，共同构建出九十年代特有的科技与信仰碰撞的叙事语境。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虽设定在2021年，但其核心叙事却精准呼应了当下的科技焦虑：围绕网络病毒引发的群体性技术病态、跨国制药企业操控信息流通的阴谋论，以及藏匿于机械幽灵中的AI核心——这一由人类资本家蜕变而成的智能体，与强尼因数据存储而失去的童年记忆形成深层关联。这种记忆的缺失不仅暗示了人类在技术洪流中的异化，更凸显了主人公职业对身心健康的潜在威胁。影片通过时空错位的叙事结构，构建出赛博朋克美学与当代社会议题的双重对话。

在电影《捍卫机密》中，J-Bone引领强尼深入地下技术抵抗组织「天堂」，他激扬地宣称：「这就是我们发动反击的核心据点。我们将从多维度的数字宇宙中提取细微的视觉线索，重构其语境，再将这些经过转化的数据返还给他们——那些对公众有益的特殊信息。」这段宣言与20至30年代「图像世代」艺术运动存在某种隐秘共鸣，该松散的艺术家群体以隆戈为代表，擅长从大众文化中截取符号并将其复制行为转化为艺术批判。然而，当下的AI技术却消解了这种反叛的浪漫色彩，其算法生成的海量数据正在模糊艺术与工具的界限。近期研究指出的「模式崩溃」现象暗示，互联网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可能逐渐产生失真的输出，最终演变为不可靠的信息淤积，形成算法自我吞噬的循环——如同衔尾蛇的隐喻，不断重复着数据再生与异化的辩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