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8集过后，从偷瓜偷油偷煤，到搞钱搞演习，要渐入佳境吗 -

3月5日晚间，电视剧《北上》释出第七、第八集剧情。此前针对前六集的观感，我曾认为作品存在一定程度的脱离现实倾向，矛盾冲突缺乏真实感。然而在最新两集中，这种状况有所改善，尤其是围绕经济谋略与军事演习的刻画，使剧情增添了贴近生活的温度与人性关怀。

我曾表达过个人见解，认为《北上》开篇中孩子们偷摘西瓜的情节颇具童趣，赵冬苓编剧或许借用了鲁迅《社戏》中对童年记忆的刻画手法。然而部分观众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认为从偷西瓜到偷柴油的转变暗含道德滑坡，甚至暗示了某种社会病态。对此我一时语塞，毕竟孩童时期的恶作剧与成年后的违法行为本就存在本质区别。更值得玩味的是，剧中通过女主与女配的对话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隐喻——女主母亲年轻时也曾参与运河煤块的非法取用。这种层层递进的"偷"的叙事，或许正是创作者试图展现时代变迁下人性的复杂面向，但确实可能引发部分观众的不适反应。我针对该剧进行的多轮点评，在留言区见证着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关注艺术表达，也有人警惕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暗示。

部分读者留言指出，小说中描绘的花街居民偷窃行为存在争议。据其了解，大运河分为里运河与外运河，外运河距离花街较远，若前往该区域偷取西瓜，缺乏现实依据。同时，花街民众以朴素著称，日常生活中极少涉及此类行为，西瓜、柴油等物品的偷盗情节更显矛盾。另有读者强调，《北上》呈现的生活场景和人文风貌真实还原了花街特色。关于运河不允许游泳的设定，有读者质疑：若运河边的孩子都清楚这一规则，为何编剧未能把握？

针对南方大运河沿岸是否存在偷窃行为，笔者坦言存疑。结合自身在北运河沿岸的生活经历，当地在旱季常通过开挖运河缺口引水灌溉周边田地。值得注意的是，大运河修缮前河底普遍高于两岸农田，这种地理特征使得取水成为可能。然而，运河水资源本身有限，违规取水行为始终面临合法性争议。因此，从地域差异和现实逻辑来看，小说中描写偷盗运河资源的情节存在一定矛盾，而具体到不同河段的实际情况则需更多考证。

然而，在创作层面，当叙事具体化到某个地域时，批评当地群体往往容易引发争议。《北上》中赵冬苓编剧显然面临叙事上的局限，只能侧重展现正面内容，但剧中出现的偷西瓜、偷柴油和偷煤块等负面情节，在众多褒扬描述中显得格外突兀。不过，这种矛盾或许与北方运河地区存在偷水现象有某种隐喻关联。前六集叙事主线模糊，生活场景缺乏真实感，难以被视作一部完整的佳作。然而，从第七集起，随着“缺钱”这一核心主题的明确，整部剧集逐渐展现出贴近现实的质感。为何会出现这种每集质量波动的现象？我将先探讨这一问题，再分析“搞钱”与“搞演习”等叙事策略。

赵冬苓在谈到剧本创作时曾多次强调，所有作品均为其个人独立完成。然而，这种说法在业内引发争议，因她以个人名义署名的电视剧年产量高达十余部，累计集数远超百集。这种创作强度即便是以“金刚葫芦娃”为喻的超人也难以维持。对比梁左所著《笑忘书》中对编剧工作的深刻剖析可见，编剧创作实为高强度脑力劳动。作为《我爱我家》等经典剧集的编剧，梁左在书中直言创作过程充满艰辛，甚至感慨编剧是“以血汗换文字”。长期高强度创作易引发职业健康问题，其书中提及的“编剧猝死”现象恰恰印证了这一行业痛点。因此，尽管赵冬苓本人未承认，但综合其作品量与行业常识，推测其背后可能存在专业编剧团队协作。而采用多人分集创作的模式，往往会导致各集质量难以统一。

接下来重点解析《北上》第7集与第8集为何呈现渐入佳境的叙事趋势。其一，这两集中花街居民普遍遭遇经济困境，面临缺钱、生活拮据甚至断顿的现实压力。相较于梁晓声原著小说中直抵人心的极致贫苦描写，电视剧已进行适当减量处理，但仍通过具象化呈现让观众感受到浓厚的人间烟火气息。其二，"模拟演练"情节的出现为剧集注入了温暖的人性关怀，当社区老人面临中风危机时，邻里妇女自发组织救援演练，既展现了基层互助的智慧，也呼应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这种社区层面的温情互助，在我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同样存在——街坊邻里遇有急病时常能见到自发的援助行动，虽未见惊天动地，却构成了平凡生活中的温暖底色。

结合个人生活经验，我认为《北上》中所呈现的"模拟演练"情节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此类内容若在剧中进一步丰富，通过影视作品的形式向大众传播，将能够有效增强观众对现实社会的认知与理解。同时，期待剧集在展现时代变迁与人性挣扎的同时，能更多地融入温情脉脉的叙事元素，使观众在感受社会压力与挑战之余，也能体会到人性的光辉与希望，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更积极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