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韩国，今天必须说了 -

今年4月，Sir曾撰写《韩国电影正在血崩》一文，指出韩国电影市场正面临严峻挑战。从当前迹象看，今年的韩国电影表现确实令人担忧。然而，部分观众在评论中指出，讨论应更聚焦于中国电影的现状。这种倾向性的言论往往陷入双重误区：批评韩国电影时容易演变为对本土产业的唱衰，赞誉韩国电影则可能隐含对国产影片的轻视。若能回归客观数据，或许更能揭示真实市场情况。截至目前，韩国电影市场中仅有6部作品实现了盈利，其中票房表现尚可且计划代表国家角逐奥斯卡的《混凝土乌托邦》在豆瓣上的评分仅为6.3分，这一数据或许能为行业反思提供更理性的坐标。

和前几年韩片大爆的场面相比，不可谓不惨淡。所以当初的担忧，是在危言耸听吗？一片寂静中，突然有部片带来小小的震撼。光片名就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换作是动不动揣测动机、划分立场、鉴别“屁股”的这边，它绝对会被口水喷死。但韩国人是怎么看它的？Sir的特约看片员@丁满去哪儿 就去了釜山电影节，第一时间看完，告诉Sir说这部电影也没我们想的那么复杂，它仅仅也只是，说出事实。今天这一篇就交给第一线的评论——我讨厌韩国한국이 싫어서

这种对国家的公开厌恶情绪，实则源于某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社会现实。当#韩国的歧视真的绝了#的热搜出现时，人们看到的不仅是老年人在咖啡店因多停留片刻就被递上小纸条赶出，更是一面镜子——社会对年龄的偏见如何渗透到日常场景。而#韩国女厕给外国人带来的冲击#则揭示了另一种荒诞：为防止偷拍，隔板上的孔洞被纸巾封堵，这种过度防范的背后，是对公共空间信任缺失的焦虑。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韩国地铁凌晨五点坐满了人#，当凌晨五点的地铁车厢里挤满疲惫的上班族，人们才意识到：在韩国，连休息的权利都被卷入了恶性竞争。

过去，韩国电影常以犀利批评著称，然而当批评过后若缺乏实质改进，又该如何应对？如今的现实是，当批评已无法奏效，便选择离开。有网友的评论简洁有力：《韩国润学教材》这一说法，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当前的创作现状。

电影改编自张康明作家的同名小说。（简体中文版译名《走出韩国》）原著在2015年出版，当时就因为这个直白的书名和对韩国社会犀利的批判引发了极大的热议。更绝的是，这部“辱韩”小说在韩国本土的出版和海外的翻译出版都获得了韩国文化部的支持。改编成电影也获得了电影振兴委员会的支持，甚至还在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作为开幕片放映。期待值拉满了。不多说，开整。01《我讨厌韩国》的故事从机场开始说起。即将迈入30岁的主角桂娜（高我星 饰）意识到以自己的学历，家世和外貌条件在韩国继续卷下去，只会陷入看不到尽头的奔波。所以她决定不卷了，抛下在韩国的一切：五口之家，大厂的工作，爱情长跑的男朋友，只身前往新西兰找寻自己想过的生活。电影走的是双线叙事，一边是桂娜韩国生活的回忆，一边是在新西兰的新生活。从两个地方所采用的画面色调就能看出，桂娜在韩国的生活用的是冷色调，苦涩无望；在新西兰的生活用的是暖色调，阳光明媚。

尽管片名带着强烈的批判意味，但影片实际展现的叙事风格却如同其画面色调般直白，仿佛一部记录日常生活的vlog。桂娜在韩国的生存状态，恰可通过电影中的三句凝练台词概括：工作——晋升停滞的职场困境，如同挤地铁般机械重复；感情——看似圆满的婚恋关系，实则暗藏阶层差异的危机；生活——在高压社会中挣扎求存，最终难逃精神崩溃或疾病缠身的宿命。当观众被问及是否体验过早高峰地铁2号线的拥挤时，会不自觉地在记忆中寻找共鸣——在生存压力面前，人性与尊严都成了可有可无的装饰。影片中桂娜的日常轨迹，既映射出韩国社会的普遍困境，也揭示了东亚职场文化的共性特征，那些被反复提及的KPI、生育焦虑与身份差距，构成了现代都市人难以逃脱的生存图景。

那么，新西兰的生活呢？初到乍来只能住车库也没什么，没过多久就能换上阳光明媚的大房间，甚至再过不久就当上了二房东。相比起在韩国十年如一的男朋友，桂娜在新西兰的感情生活更丰富了。除了欢喜冤家男主角载仁（朱综赫 饰），中间还有打工饭店的小鲜肉和印度尼西亚富二代一个接一个。

面对种族歧视的困扰？幸运的是，美国女友出手相助，甚至因此成为挚友。遭遇意外险些被驱逐出境？也无需担忧，富二代男友的援手总能化解危机。在《我讨厌韩国》这部作品中，新西兰被塑造成一个理想的避世天堂，那里的阳光与海滩仿佛能轻易抚平生活的褶皱。这种双线叙事结构试图向观众抛出一个深刻命题——当现实的高墙横亘眼前，你是否敢于挣脱既定的人生轨迹，将生存的挣扎转化为追寻自我之路？答案或许无需言明，但这也恰恰暴露了影片的核心矛盾。

若没有原著小说作为基础，《我讨厌韩国》或许仍可被视为一部展现韩国青年逃离重压、追寻理想生活的作品。然而，电影之所以从备受期待的现实批判沦为争议之作，根源在于它舍弃了本应引发共鸣的细节描写，也消解了小说中关于身份认同的核心思考。这部小说实际上源自作者张康明与妻子的真实人生经历：妻子在25岁因学历歧视和低工资选择赴澳打工，而张康明刚起步的记者生涯则让他放弃同行。两人先斩后奏的分离，最终在重逢后选择回到韩国并步入婚姻。正是这段充满戏剧性的经历，促使张康明创作出这本探讨当代青年困境的作品。

尽管小说与电影在情节架构上均呈现出平缓的叙事节奏，其独特价值却在于通过桂娜这一角色视角，展现了大量直击人心的辛辣讽刺。书中通过对韩国与澳大利亚（电影版本改为新西兰）两地生活细节的精准对照，揭示出令人深思的社会现象。除通勤难题的描写外，诸如“我的祖国只爱她自己，爱大韩民国本身，所以她只爱惜那些为她争光的国民，比如金妍儿，比如三星电子。而那些没本事没出息的，通常都被贴上‘国家耻辱’的标签”等段落，都以锐利的笔触剖析了民族认同的荒诞性。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呈现的韩国社会等级观念——在韩国人眼中，澳洲人与西方人位居顶端，继而是日本人和韩国人自己，再之后是中国人，最后是南亚国家的人；但澳洲人与西方人眼中，所有亚洲人似乎都被笼统归为“东方人”类别，这种认知偏差恰恰折射出文化偏见的深层矛盾。遗憾的是，电影改编在保留原著精髓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不仅未能延续小说中充满张力的细节刻画，更在核心议题的探讨上显得浅尝辄止，仅保留了几句经典台词，却失去了原著对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深度剖析。

在《三流之路》的片段中，女二面对心仪的商品，指尖轻轻触碰衣料又迅速收回。她垂下目光，余光扫过价格牌上刺眼的数字，喉间泛起苦涩。这个细微的动作如同无声的叹息，将买不起的窘迫与渴望藏进瞳孔深处，最终化作垂落的双手与转身的背影，将未竟的念头隐入尘雾。

《我讨厌韩国》在改编原著时存在明显的取舍偏差。原著中通过桂娜家的经济困境展现生存压力，例如描写她连冻疮都未察觉，误以为是身体自发热的现象，以及姐妹从意大利带回的糕点被蚂蚁覆盖的细节。这些具象的生活片段本应成为观众感受底层艰辛的切入点，但电影却仅保留了一些金句通过旁白呈现，导致叙事缺乏穿透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对原著主题的曲解，小说通过桂娜与留韩友人的对话展开对韩国社会的多维观察，而电影却选择用一位男同学考公失败后自杀的桥段替代，这种刻意将性别议题单维度化的处理显得刻意而低效。片中桂娜父亲的角色也经历了戏剧性转变，原著中坚定反对女儿移民的家长形象被重塑为开明支持者，这种改编弱化了原著对家庭关系与生存选择的复杂探讨。新西兰的安居生活被过度美化，电影仅用简略镜头带过桂娜遭遇的驱逐危机，反而将印尼男友的经济援助作为解决方案，这种情节嫁接不仅破坏了原著的叙事逻辑，更将桂娜塑造成拥有选择权的中产叙事符号。本质上，这部作品本应呈现年轻人面对生存困境时的挣扎与抗争，却最终沦为对韩国社会的浅层观察，其浮于表面的叙述方式恰与当下韩国影视创作的困局形成互文——在《寄生虫》与《鱿鱼游戏》的成功之后，创作者似乎陷入了自我标榜的傲慢之中。

然而现实却愈发呈现出另一种倾向——大量作品迎合"赶英超美"的口号，却逐渐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呈现出越来越割裂的面貌。尽管仍敢于拍摄，但"黑吃黑"的叙事早已不再贴近现实，转而沦为血浆与暴力的廉价卖点；曾经充满想象力的创作如今也流于空洞，天马行空的发挥沦为荒诞不经的符号。而本就不擅长的科幻题材，却不断在原有误区上重复犯错，仿佛每个新作都在重蹈覆辙。

多元化的创作形式和持续的创新尝试是提升内容竞争力的关键。作为当前内容创作领域的重要标杆之一，他们每年仍能稳定输出至少一到两部具有市场影响力的现象级作品。

不可否认的是，内容生产领域的数量与品质比值已明显下滑，这种变化与昔日的辉煌形成鲜明对比。观众流失的现象背后，或许根本原因在于作品本身缺乏吸引力。当平台逐渐演变为全球化内容分发系统与数据驱动的生产流水线，创作者是否正在偏离脚踏实地的初心？这种失衡不仅关乎平台自身的转型方向，更应成为每一位内容创作者深思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