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8年度韩影，双雄对决的《首尔之春》，如何让“史诗演义”再掀热潮？ -

尽管近期院线正迎来春节档电影的热潮，中文网络平台上却有一部非院线的韩国影片持续引发热议，其热度丝毫不逊于院线电影。

由金成洙（代表作《阿修罗》）执导，黄政民、郑雨盛与李星民三位中生代男神联袂主演的韩国电影《首尔之春》，自2月8日上线流媒体平台以来，迅速成为近期国内影迷热议的热门新片。该片在豆瓣平台收获8.8分的高分，累计获得8.3万条有效评分，并强势登顶一周口碑榜单首位。

这部席卷2023年韩国影坛的现象级政治惊悚片，以突破1300万观影人次的战绩问鼎年度票房冠军。影片聚焦韩国现代史中极具转折意义的1979年：10月26日，总统朴正熙在政权动荡中被情报部长金载圭暗杀；12月12日，保安司令部少将全斗焕发动"双十二政变"，彻底改变了韩国政治格局。朴正熙遇刺后引发的权力真空导致国家陷入动荡，各地爆发群众运动。时任临时总统崔圭夏因难以驾驭军方势力，加剧了新旧军部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多方角力后，野心家全斗焕通过政变掌握了实权，为次年正式上台奠定基础，最终促成大韩民国第五共和国的建立。

与同年朴正熙遇刺事件多次被搬上银幕不同（如《那时候那些人》《南山的部长们》），这类题材已成为韩国影坛的“保留节目”。而《首尔之春》则是历史上首部以全景方式正面展现双十二政变全过程的电影（若计入电视剧，则2005年MBC台的政治剧《第五共和国》也完整还原了政变情节）。事实上，此前以全斗焕时期为背景的韩国电影虽有不少，但多数是从平民视角出发，批判第五共和国时期的高压统治，例如《华丽的假期》《出租车司机》《1987》等经典作品。

全斗焕延续朴正熙的“维新体制”，开启了更为严酷的军事独裁统治，并采取一系列镇压民主运动的手段（如光州事件）。相较于朴正熙虽保守独裁却以简朴勤政的形象，全斗焕的个人操守问题尤为突出，其行为被广泛视为权谋与腐败并存的典型。尽管他在经济高速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外交关系及发展文化事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仍难逃韩国民众对其“独夫民贼”历史定位的批判。值得指出的是，《首尔之春》这一作品突破了传统左翼电影对历史创伤的渲染模式，转而以直接视角呈现全斗焕权力崛起的全过程，为公众提供了理解那段复杂历史的新维度。

因故事时间线具有连贯性，多数网络科普文章建议对历史不熟悉的观众将《首尔之春》视为2020年《南山的部长们》的"非正式续集"。尽管两部作品在编导团队与制作公司方面存在差异，且《南山》拥有原著基础而《首尔之春》并无，但两者均采用了相似的"演义式"创作手法：以七分史实为基础，三分虚构内容作为补充，整体叙事框架忠实还原历史大势，而具体情节、细节描写则包含大量艺术加工与夸张变形。

在电影《首尔之春》中，涉及的历史人物均以化名呈现（以下内容为叙述便利，仍沿用真实历史人物姓名）。据导演金成洙透露，这种处理方式旨在为创作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暗示影视作品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影片最具争议性的改编之处在于构建了"双雄对决"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将首都警备司令部长官张泰琓（郑雨盛饰）与全斗焕（黄政民饰）确立为并列发展的双主角，这种角色定位与真实历史脉络产生显著差异。

张泰琓在双十二政变中展现出的忠诚与担当历来受到尊敬，但历史记载显示，面对全斗焕主导的新军部叛乱，忠诚阵营的实力相对薄弱。更值得注意的是，张泰琓所领导的首都警备部队被全斗焕的"一心会"渗透的程度，远超影视作品中的呈现。因此在真实历史进程和《第五共和国》影视改编中，全斗焕始终占据明显优势，电影对他在关键节点遭遇的困境进行了艺术夸张，且未展现张泰琓率百余炮兵与全斗焕部队对峙、意图以死明志的戏剧化场景。

在电影《第五共和国》中，张泰琓作为陆军参谋总长郑昇和下属将领的角色形象被显著重塑。其历史作用在影片中被过度渲染，诸多展现英雄气概的情节实为艺术加工，将其他人物的事件嫁接至该角色身上。例如“大桥拦战车”的英勇行为，以及临终前与全斗焕决意同归于尽时给妻子的明志通话，均源于真实历史中其他人物的事迹。此外，电影塑造的张泰琓形象高度理想化，呈现出英俊儒雅的完美英雄特质，与历史上性格暴躁、相貌普通且带有基层出身特征的张泰琓形成鲜明反差。

这种“演义化”的叙事手法，本质上是对历史事件的艺术重构。影片通过强化善恶对立、凸显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与真实历史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形成鲜明对比。但正是这种戏剧性改编，折射出创作者与观众对历史的集体期待：渴望看到正义力量在黑暗势力前挺身而出的可能，期盼英雄为守护国家理想而英勇奋斗的悲壮历程。从创作视角看，《首尔之春》的叙事策略与《三国演义》异曲同工——张泰琓被塑造为忠义化身，其行为模式与关羽的“义绝”相呼应；而全斗焕则被赋予曹操式的枭雄特质，尽管其政变手段与空头支票的欺诈行为，更接近司马懿的权谋形象。这种角色简化并非历史虚无，而是通过类型片的叙事框架，将多方势力交织的现实图景提炼为可被大众理解的戏剧主线，从而提升作品的观赏性与传播力。

《首尔之春》的关键性突破在于充分挖掘了郑雨盛与黄政民两位实力派演员的标志性角色特质，通过差异化演绎为两位历史人物注入了既保留传统形象又充满活力的新诠释。郑雨盛以俊朗外形诠释的张泰琓，与《第五共和国》中金基贤老师塑造的粗犷幽默版本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多元化的角色呈现不仅凸显了演员的个人魅力，更深化了历史人物的立体感，展现出极具戏剧张力的表演效果。

郑雨盛在政治题材影片中塑造深沉内敛、秉持正义的"圣父"式英雄形象已成其标志性风格，此类角色在《铁雨》系列中曾以朝鲜特工与韩国总统双重身份展现。尽管本次《首尔之春》中张泰琓的设定略显老套，但结合真实历史原型与类型化叙事框架，郑雨盛在角色诠释上的精准度达到新高度，其自然流露的庄重气质与复杂情感既令男性观众心生敬意，也唤起女性观众的深切共情。

黄政民的表演堪称对全斗焕形象的深刻诠释，其饰演的角色如同"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具象化呈现，在外貌上自带反派气质的同时，精准刻画了全斗焕内心深处的野心膨胀、自我陶醉与阴暗特质。这种极具张力的表演甚至引发韩国观众对其形象塑造的争议，认为其过度突破常规而损害了个人魅力，正凸显了角色塑造的立体感与冲击力。《首尔之春》的成功恰源于成熟演员形象与通俗演义体剧本的深度融合，双重艺术要素的默契配合赋予影片独特的叙事魅力与现实感染力。

然而，《首尔之春》在叙事框架上仍延续韩式商业片常见的套路，坦率而言，其剧情设计略显套路化且缺乏新意，视听语言与故事结构也呈现出标准化制作特征，整体呈现度不足。尽管题材具备独特价值，但影片的艺术表现力与制作水准尚难达到突出水准。值得关注的是，该片斩获韩国票房纪录的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首先源于首次以双十二消费热潮为切入点引发的社会关注；其次受益于此前半年韩国本土商业片市场低迷，观众积压的观影需求在影片上映后形成爆发式释放；最后则是凭借两位资深演员的明星效应形成话题吸引力。

然而，这部去年四季度力挽韩影颓势的现象级作品《首尔之春》，是否能为韩国电影挖掘出新的题材资源，是否具备可复制的成功经验，目前仍存疑虑。毕竟政治惊悚题材早已是韩国电影的熟稔领域，2020年同类作品《南山的部长们》虽艺术水准不俗，却仍遭遇票房亏损，这表明《首尔之春》的爆红可能更多源于偶然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韩国之外，中国观众对《首尔之春》的关注度同样居高。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首先，国内观众对韩国政治惊悚剧的接受度已积累多年，该类题材本身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其次，《第五共和国》作为一部神剧，在网络圈层中爆火，其梗语层出不穷，形成了独特的"五学"亚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影响力逐渐扩散，间接推动了《首尔之春》的热度上升。

《首尔之春》在韩国引发的观影热潮，不仅唤醒了年轻一代对历史议题的关注，更在本土社会激起了对政治现实的深刻思考。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中国观众群体的特殊心理——他们并非单纯追寻韩国历史叙事，而是将此类权谋题材的影视作品视为一种文化补偿。由于国内影视创作环境对政治敏感话题的天然规避，本土观众难以在国产电影中获得同类作品的观赏体验，因此韩国电影在特定语境下承担了替代性文化消费的功能，成为观察东亚影视文化差异的一个切面。

国内电影创作仍存在突破空间与创新可能，可尝试另辟蹊径，将电视剧作品中常见的权谋叙事结构转化为大银幕形式。以《甄嬛传》《琅琊榜》为代表的架空历史题材所展现的权术斗争模式，具备较大的开发潜力。从演员资源储备来看，内娱体系拥有充足的人才池，若能打造出此类厚重的历史传奇大戏，观众群体或将产生强烈期待，形成观影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