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古代法制的三个视角 -

电视剧《白鹿原》中，黑娃与田小娥从外地返回原上后，试图以族人及妻子身份进入祠堂祭祖先，遭到族长白嘉轩的坚决拒绝。这一情节中，鹿三作为黑娃的父亲及白家长工，更是以质问口吻斥责黑娃："哪儿来的？一眼就能看出不是寒门女子，怎会跟你私奔？三媒六证了吗？快说！"其中"三媒六证"的法律内涵颇具代表性——三媒包括男方、女方各聘的媒人及中间人，六证则指在天地桌上陈列的斗、尺、秤、剪、镜、算盘等见证物。在白鹿原乡民的伦理观念中，乃至整个时代的传统认知里，这一体系构成婚姻合法性的核心标准，任何缺失都将被视为非法联姻。值得关注的是，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这一制度不仅存在于《白鹿原》等影视作品中，更可追溯至《西游记》第19回。孙悟空戏谑猪悟能时提及："你强占人家女子，既无三媒六证，也无茶酒礼仪，该问个真犯斩罪哩！"由此可见，该标准在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法律规范与道德审判的双重属性。作者在《表象背后：文艺作品中的法律小史》中指出，西周时期已确立嫁娶制度的法律框架，除了"三媒六证"，"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更是婚仪的必经程序。其中纳征环节，即今仍存续的订婚传统，与之相配套的聘礼制度自然成为不可回避的婚俗议题。

网络上曾出现以省级行政区为划分标准的彩礼等级分类，形成了诸如高彩礼区、中彩礼区、低彩礼区或弹性协商区等标签，甚至催生了全国彩礼地图的流行。伴随着每一起涉及彩礼的新闻事件，这些流量素材总会反复登上舆论舞台，引发部分舆论将彩礼定义为陈规陋习并呼吁彻底根除的声浪。然而，若以纵向历史视角审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便会发现彩礼的演变轨迹贯穿千年，从唐代律令中明确规定的婚聘制度到当代因地制宜的民间习俗，其法律属性与社会功能始终存在动态调整。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印证了法律传统的韧性——即便法定强制性已消失，其在民间依然依托特定文化土壤延续存在，不能简单归为封建残余。

官方在处理彩礼纠纷时，既要严令禁止以婚敛财的行为，又要充分考虑地域习俗、家庭经济状况等多重变量，采取差异化的治理策略，而非简单地通过法律途径宣告无效。这种制度设计的智慧，恰是国家法规范与社会风俗互动的缩影。从《唐律疏议》到《民法典》，法律文本始终在传统惯习与现代价值之间保持张力，既体现着法治文明的进步，也折射出社会治理的复杂性。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一书，通过北魏兰陵长公主与驸马刘辉的悲剧故事，深入剖析婚姻制度、暴力犯罪、亲属容隐等古代法律议题，借助通俗叙事与现代视角的碰撞，为读者呈现鲜活的古代法治图景。这种以具体个案切入的写法，既展现了法律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也深化了传统法律制度与当代社会问题的内在关联，既具学术价值又富有可读性。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一书由李贞德撰写，重庆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该书最引人深思之处在于作者通过历史案例展现的辩证思维。书中特别引用了东晋名相谢安与其夫人刘氏在纳妾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谢安的门生引用周公典籍推导出刘氏反对纳妾源于缺乏宽容之心，而刘氏则犀利指出问题本质在于周公制定礼制的体系。作者借此提醒读者，考察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社会规范及伦理价值时，需关注叙述背后的立场差异。正如古诗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以辩证法视角审视中国古代法制，对同一议题可能产生多元解读。

以"大义灭亲"这一经典案例为例，现今共识认为该成语体现的是以国法为重的正义观，如包公处决杀嫂凶手的典故。但作者指出，这一解释隐含着道德褒义的倾向，而古代对此存在激烈争论。儒家既主张亲属间相互包庇的伦理，也认可通过私刑伸张正义的可能。支持者认为执法者以国法为先的抉择彰显了公义，反对者则忧虑这种行为违背人伦。历史记载显示，相同性质的事件往往出现截然相反的定性：有的被称颂为"大义灭亲"，有的则被斥为"灭伦背义"。

同属"趣味法律史"系列丛书的《故事正义：文学影视中的法律文化》则从文艺作品切入，通过《公主为什么不幸福？》一文剖析北宋福康公主的遭遇。该书与《公主之死》形成互文关系，揭示出皇权与夫权交织下女性命运的共通困境。跨越数个世纪的两个公主故事，既是历史重演，也映射出社会结构中权力关系的深层逻辑。

赵进华所著的《故事正义：文学影视中的法律文化》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出版。该书通过三部作品展开法律文化探讨，《公主之死》以北魏兰陵长公主遭驸马殴打流产致死的刑案为切入点，剖析了官僚集团与皇权在定罪量刑上的分歧与共识，并延伸至汉唐时期女性法律地位及司法体系演变，展现出典型的“小题大做”研究范式，适合具备法律基础的读者阅读。《故事正义》与《表象背后》的共同特征在于均借助文学影视作品解读古代法制议题，其素材涵盖中外古今经典。例如《表象背后》中“《西游记》中探法史”章节，通过《西游记》故事情节探讨古代婚姻、孝道、复仇、盗窃等犯罪类型；而《故事正义》则以《儿女英雄传》《醒世姻缘传》《清平乐》《大宋提刑官》《权力的游戏》等作品为载体，为小说与影视爱好者提供延伸思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表象背后》中“《拾穗者》与中西福利制度”一文，通过对比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者》与《圣经·路得记》中的律法叙事，揭示中西福利制度的差异——西方法律赋予拾穗者生存权利，而中国《唐律疏议》则将采摘瓜果视为犯罪行为。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异不仅源于法律文本本身，更深刻影响了后世福利制度设计及古代中国救济体系的构建逻辑，反映出个人、社会与政府在社会保障职能上的不同定位。

米勒的油画《拾穗者》所呈现的不仅是农耕场景，更暗含社会制度的深层映射——拾穗作为法国贫民维生的最后手段，折射出当时法律体系对底层生存权的漠视。若将目光投向中西法律传统的比较研究，便会发现中国古代法制体系展现出鲜明的独立性，这一独特的法律文化传统被学界界定为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并列的中华法系。该体系涵盖亚洲古代国家在核心精神与内容上具有共性的法律制度，以唐代法律为轴心，辐射东亚、东南亚诸国，通过法律移植与本土转化形成区域性法律共同体。其中，《唐律疏议》作为中国古代制定法的集大成者，完整展现了法律制度的成熟度与文化特质，成为中华法系的标志性法典。

然而，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加快，古代法律体系在与世界接轨过程中逐渐式微。自清末法律改革肇始，大量传统制度与法律规范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大陆法系主导的近代法律框架。今日社会大众对源自西方的法律术语如合同、公司、法人等早已耳熟能详，而中国古代法典中“笞、杖、徒、留、死”五刑体系却被普遍遗忘。部分学者指出，这种文化断层导致现代人难以理解中国古代法律的内在逻辑，产生"异域他乡"的陌生感。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法律所蕴含的精神内核仍在深刻影响当代法治实践，例如裁判过程中"情理法"的有机统一、调解机制对社会和谐的促进作用、以及善法与良吏结合的治理理念等，这些理念在古今法律体系中展现出高度一致性。

因此，从比较法的视角审视中国古代法制，既要认识到传统法律智慧对现代法治的奠基作用，每项制度演进轨迹犹如法治文明发展的坐标系，为后来者指引方向；同时也要重视外来法律文明对传统体系的补充价值，自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交融以来，那些经过历史检验有利于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法律元素，正在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提供新动力。正如古语所言，唯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法律体系方能臻于深邃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