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她被舌根嚼烂的一生 -

许鞍华日前在金马电影大师课堂活动中提及与汤唯合作《黄金时代》的遗憾，这一发言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对于不了解背景的观众来说，或许需要先回顾一些历史资料。这部2014年上映的萧红传记电影，以长达三小时的篇幅讲述其生平，剧本由李樯耗时三年精心打磨，全明星阵容几乎不计回报参与演出（30余位明星总片酬仅370万元）。然而最终票房表现平平，豆瓣评分7.4的口碑也呈现褒贬不一的态势。从结果来看，这与主创团队倾注的心血、全力以赴的付出以及宏大的创作野心显然存在落差。影片导演许鞍华与主演汤唯均对作品感到遗憾，却始终未能明确指出问题所在。十年后，许鞍华首次谈及与汤唯的合作经历，坦言双方虽竭尽全力，但努力的方向出现了偏差——汤唯为还原角色付出了大量努力，包括研读相关书籍、实地探访萧红故居、设计符合历史语境的口音等，然而在呈现萧红经历的艰难处境时，例如寒冷、饥饿、疼痛等身体状态的表现，以及怀孕期间意外摔落等关键场景中，演员的反应始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虽自谦并非演员指导专家，却未曾料到汤唯的演绎会超出预期。如今回望，深感当年若能陪同她共同诠释角色、打磨细节，而非仅机械地呈现情感堆砌，或许结局会更圆满。无意揣测许鞍华是否在推卸责任，更多是作为导演的她面对演员突破剧本的诠释时，未能及时调整创作方向而感到遗憾。毕竟已至古稀之年，再难有机会以这般从容心境执导一部完整的作品。

许鞍华本人曾坦言，这部作品的问题在于过度追求形式而忽视了内在精神。她坦言自己在创作过程中陷入了对萧红苦难经历的过度共情，却遗忘了最初拍摄的初心与使命。这种越是试图贴近人物真实经历，反而越显疏离的困境，折射出创作者与历史人物之间难以跨越的距离。相较于导演对个人作品的遗憾，更令人扼腕的是——中国电影始终未能真正以严肃姿态呈现女作家的立体形象。我们的市场仍习惯于将女性作家简化为情史轶事的注脚，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选择，使得真实的女性创作生命始终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展现空间。

若《黄金时代》的问题仅在于叙事手法，那么另一部同名作品《萧红》则触及了更深层的价值失范。该片对萧红的呈现存在“风尘化”倾向，刻意放大其个人经历中的戏剧性元素。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其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鲁迅曾评价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如同“五四”浪潮中觉醒的娜拉，以婚恋自由与求学自由为追求，突破封建礼教桎梏，与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的感情纠葛折射出时代女性的挣扎。在动荡年代中，她从东北呼兰县辗转南下，最终在香港沦陷时期离世，年仅三十一岁。

后人往往对那些天赋异禀却命运坎坷的文学偶像充满唏嘘与同情。尤其当她们是女性时，几段情感纠葛更易引发世俗揣测。将女性作家的才华与情感经历相勾连，实则是一种认知偏差——"风流化"或许暗含浪漫想象，但"风尘化"却容易沦为对她们私生活的过度消费。电影《萧红》便陷入这种困局，导演在缺乏史料佐证的情况下，强行编织出萧红与骆宾基的暧昧情愫。需知骆宾基不过是萧红在香港病榻弥留之际，丈夫端木蕻良托付的文学青年，他对萧红的崇拜与欣赏本应是纯粹的文学敬意，却在银幕上被异化为不堪入目的情爱纠葛。

萧红再次抬眸，目光中流露暧昧与挑逗之意，轻声提及欲向骆宾基倾诉自己的故事。骆宾基应允后，便顺势为她抓起痒来。起初只是寻常的搔痒动作，然其指尖却渐渐上移，刻意将手部动作上移，并配合缓慢起伏的节奏，其间隐含着令人不自在的性暗示。

编导或许认为，一位容貌不出众的女作家若能赢得多位男性青睐，并在婚恋选择上保持主动权，必然具备某种特殊的吸引力与魅力。这种解读促使演员宋佳在演绎时采用了极具视觉张力的造型设计：浓重的眼妆与晕染的腮红形成强烈对比，凌乱的盘发暗示着不拘一格的个性，而她凝视男性时特有的向上凝视眼神，则巧妙诠释了角色在传统束缚中若隐若现的挑逗意味。

图 | 翻看萧红旧照，从未见过她梳如此发型。这正是电影中萧红首次遇见萧军时的装扮。

彼时她已怀有七个月身孕，被未婚夫汪恩甲遗弃在旅馆中。因无力支付房费，被老板囚禁数日，甚至扬言要将她贩卖至妓院。生存环境恶劣，饥饿与绝望交织，她早已无暇顾及容貌修饰。

据萧军晚年回忆，当时萧红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直至他见到她手写的诗文与字迹，被其才情所打动，方感受到她如仙子般的气质。

图 | 《黄金时代》中二萧初次交谈的场景。萧红恳切请求萧军陪伴，因长期与人隔绝，生死未卜之际遇到援手，犹如抓住最后的希望。然而电影《萧红》却将这一互动塑造成羞怯的邀请。

电影通过多次在生死边缘的暧昧互动，将汪恩甲塑造为轻慢与放荡品行的揣测对象，将端木蕻良描绘成油头粉面的纨绔子弟形象。这种叙事策略看似在渲染萧红命运多舛的悲剧性，实则通过建构男性角色的负面特质，强化了对萧红个人命运的道德审判，使她的遭遇被赋予了更具批判性的宿命论色彩。

端木蕻良初次遇见萧红时，流露轻浮举止，其搭讪方式显得颇为油腻；而在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的背景下，三人同塌而眠的照片被拍摄得充满猎奇想象。这种对女性作家的审视方式，往往更侧重于对私生活的窥探与想象，而非对其文学作品与成就的客观评价。公众在欣赏才女时，习惯性地将注意力投向她们的私人生活，而非真正理解其才华。所谓的"跪倒在石榴裙下"，实则是以捧杀的姿态对才女进行性化解读。这并非真正的欣赏，而是一种带有窥视意味的赏玩。就像历史上青楼女子需要学习曲艺与诗词一般，才情被异化为可供把玩的砝码，而在此过程中，女性的成就反而被忽视。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亦未能幸免，2000年上映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徐志摩与林徽因、张幼仪、陆小曼的情感纠葛成为主线，该剧深受张幼仪自传《小脚与西装》的影响，其内容主要基于张幼仪的口述。这种创作动机本身就存在偏差，导致对林徽因形象的塑造偏离了其真实成就。

在伦敦的某个春日，24岁的徐志摩与16岁的林徽因偶然邂逅，瞬间被她的气质所吸引。彼时林徽因已对徐志摩心生倾慕，却在得知对方尚未与张幼仪解除婚约后，依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悸动。这段跨越年龄与伦理的情愫在剧中被反复渲染，既有林徽因深夜独白时的深情告白，也有两人在剑桥校园里若即若离的肢体语言。最终，林徽因选择以沉默告别，泪眼婆娑地对父亲说出"我再也不能爱了"的决绝之语，既是对过往的释怀，更是对现实的妥协。

据权威著作《林徽因传》（张清平著）记载，16岁的林徽因曾因徐志摩的热烈追求而陷入困惑。两人在诗歌与戏剧的讨论中渐生情愫，林徽因被徐志摩广博的学识与独立的思想所吸引，同时也欣赏他自由奔放、坦率真诚的个性。然而，她明确指出，这种情感并非爱情，更多是对师长与指导者的敬重。之后，林徽因以理性视角分析道，徐志摩所倾心的并非真实的自己，而是他通过浪漫诗人情绪构建的幻想形象，而她从未符合这一理想化的认知。

这类事件本就缺乏确凿证据，却在影视作品中被过度浪漫化，导致对林徽因形象的扭曲。其子梁从诫曾指出，电视剧将母亲塑造为“终日哀怨、沉迷情爱的少女”，这种描述严重偏离了事实。若将林徽因的成就与个人生活相提并论，她作为建筑学家参与抢救古建筑、与梁思成共同设计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贡献，以及作为女诗人与文学家的才华，都被刻意淡化。大众传播中，女性与多位男性的情感纠葛常被赋予道德评判——对男性而言，多段关系被视为常态，而对女性则沦为“风流”的指控。这种双重标准下，林徽因与萧红等女性人物始终被困在流言与刻板印象中，其独立精神与专业追求反而被误解为对男性的依附。正如电影《萧红》中出现的偏颇弹幕，将女性的情感选择与职业成就对立，实则反映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狭隘想象。

当电影过度聚焦于萧红情感关系的变迁，尤其是对男性角色的反复描摹，便难以避免陷入刻板印象的窠臼。许鞍华试图通过《黄金时代》展现的创作责任与性别议题，因缺乏具体情节与精神内核的支撑，最终沦为形式化的空洞说教。归根结底，若仅以浅层叙事视角切入，注定无法承载对文学性与女性命运的深层探讨。

影片《萧红》在呈现这位文学女性的生命经历时，显然忽略了她最深沉的苦难体验。尤其在萧红怀孕期间从东兴顺旅馆二楼跃入洪水、登上运柴船逃离的情节中，导演将这段充满惊险的逃亡过程处理得过于轻描淡写。1932年8月哈尔滨遭遇特大洪水，松花江决堤造成城市瘫痪，街道成为河道，这场灾难最终让23.8万人流离失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萧红得以突破困境——当旅馆所有人员包括老板都因洪水逃离时，她不仅逃脱了被囚禁的处境，更躲过了高达六百余块的债务追讨。然而，这段本应充满生死考验的逃亡经历，却被镜头简化为一场轻松的越狱。在身体虚弱、精神濒临崩溃的极限状态下，她经历的不仅是洪水的威胁，更包含了对生存的绝望与重获自由的震撼，这种复杂而激烈的情感波动在银幕上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展现。

电影以一种优雅而精致的做旧手法，试图呈现萧红的苦难经历。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却意外地添加了民国时期的滤镜，使得她的文学作品被赋予了某种小资情调，与她粗粝而坚韧的生命体验形成微妙反差。萧红在作品中直面自身生产时的艰难处境，展现出一种近乎野兽般的呐喊，其描写中透露出“在土炕上滚成泥人”的原始力量。这种对生命本质的书写，在《生死场》中更为明显，通过极具冲击力的生殖场景，呈现出她从生命本体出发的创作视角。当文字描述“开始不能坐稳，把席子卷起来在草上爬行”的痛苦过程，或刻画难产女性“如鱼般趴伏”在地的挣扎时，我们更能体会萧红对生命痛感的深刻感知。这种独特的体验，解释了她为何执着于追寻爱与自由，不惜逃离封建家庭与大男子主义的束缚。也说明了她追求纯粹写作的动机，区别于丁玲投身革命的路径。许鞍华通过影片所探讨的女性议题与写作使命，本质上并非简单的情爱叙事，而是源于对生命痛觉的深刻共鸣。若将萧红首先视为一位作家，再审视其作为女性书写者的价值，方能找到解读她创作根源的正确视角。

当女性作家被困在情感叙事的框架中，她们往往沦为符号化的存在，失去了自我表达的主体性。更不必说她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为后世留下的文学与思想遗产。然而，讲述情感故事并不意味着将人物困在情感叙事中。一些作品虽聚焦于女作家的情感经历，却能让角色突破情感桎梏，展现更立体的生命力。如《滚滚红尘》中林青霞饰演的沈韶华，便成功摆脱了情感符号的束缚。

《滚滚红尘》这一作品源自三毛对张爱玲与胡兰成情感故事的改编。而林青霞凭借其独特的个人气质，在演绎角色时不仅延续了三毛与张爱玲笔下人物的特质，更赋予角色鲜明的英气与果敢，使形象更具立体感。

与汤唯在《情深深雨濛濛》中饰演的萧红不同，后者因剧本追求客观性而显得些许生硬。《滚滚红尘》之所以能较为成功地呈现女作家的气质，很大程度归功于对沈韶华癫狂与痴狂特质的深刻刻画。影片开场，沈韶华因家庭阻挠无法与初恋结合，竟以尖锐玻璃轻佻地划过大腿，仿佛此类举动早已习以为常。她将对现实的反抗内化为自毁式的伤害，展现出令人不安的诡异状态，以及病态与疯狂交织的复杂个性。

表面与同事伙伴嬉笑打闹，显露出外在的活力，却掩不住内心孤绝与自恋的底色。那些平日里显得疏离冷峻的灵魂，往往在情爱中展现出不顾一切的执着。当她深陷对章能才的情愫时，便放下了对汉奸身份的考量，这种迷离的痴情实则是自我沉溺的坚持。影片并未刻意回避张爱玲与三毛身上那份不健康的遗世独立，这种特质或许难以被世人完全理解，却恰恰构成了后人无法企及的迷魅所在，成为她们独特灵魂的印记。

探讨天才型女作家的创作生命时，应坦然展现她们的病态、疯狂等看似"不体面"的特质。萧红、张爱玲、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皆具极端敏感与神经质的特质，其精神世界的丰盈与矛盾往往突破常人认知。这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特质，恰恰孕育了她们惊人的想象力与感知力。当影视创作者误将这些特质视为缺陷，或未能深入理解其内在价值，便容易导致对作家精神内核的失真呈现。《上海往事》中刘若英饰演的张爱玲被指称缺乏灵动感，这种评价或许源于角色形象与公众对张爱玲文学气质的期待产生偏差。

诠释这类角色时，演员若能具备一定的神经质特质，往往能获得更深层的共鸣。以《时时刻刻》中妮可·基德曼饰演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例，她通过细腻的表演将这位文学巨匠内心的波动与挣扎具象化，精准还原了角色在创作与现实之间的精神撕裂感。

其精神健康状况自幼便备受困扰，童年时期遭遇同父异母哥哥的性侵成为持续的创伤性阴影。随后母亲、姐姐、父亲及兄长的相继离世不断加剧她的心理负担，最终在自杀前确诊为躁郁症。这种明显的神经质特质使她始终展现出敏感而脆弱的精神状态，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亦伴随着难以抑制的不稳定情绪。

同时，伍尔夫无疑是一位值得以卓越成就加以评价的女作家。她不仅是一位现代主义小说家和批评家，更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提出了诸如“一位女性若要写作，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以及“伟大的灵魂皆具备雌雄同体特质”等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断。作为一位拥有超越时代的思想与才华的女作家，她诞生于男性主导文学与话语的年代，恰逢一战与二战期间，精神文明遭遇严重冲击的时代。她既难以摆脱性别层面的身份焦虑（如萧红所经历），亦无法回避价值观滑坡所带来的困境。幸运的是，她的丈夫伦纳德能够完全欣赏她的才华，与萧军对萧红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既包含欣赏也伴随着贬低。伦纳德甘愿牺牲个人生活，倾尽全力照料伍尔夫，源于对她炽热的欣赏、深沉的爱慕与无限的珍视。他坚信眼前这位女性是英国最具智慧的作家，其作品必将流传后世，影响深远。伍尔夫最终选择结束生命，也与其不愿成为伦纳德负担的考量有关。

图片展示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遗书，拍摄于苏州诚品书店。女作家，尤其是天才女作家，往往是最具挑战性的拍摄对象之一。挑战在于，唯有深入探索她们的内心世界，方能真实呈现其精神气质。剧作大师阿尔比曾创作过一部名为《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深刻揭示了这一创作难题。

1966年电影《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剧作本身与伍尔夫并无直接关联，其标题实为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谐音梗——将"大灰狼"（wolf）与伍尔夫姓名呼应。然而，这个看似荒诞的标题却精准捕捉了这位女性文学大师令人震撼的锋芒。正如她曾在《自己的房间》中毫不留情地批判玛格丽特·卡文迪什，伍尔夫的笔锋始终带着对性别桎梏的犀利解构。当现代读者将注意力聚焦于女作家们外在的绯闻轶事，或将她们的精神世界简化为情事表象时，仿佛一群笨重的青瓜坠落花园，碾碎了玫瑰与康乃馨的纯粹。这种浅层解读不仅消解了她们作为思想先锋的锋芒，更在无意间抹杀了文学史上那些突破常规、挑战权威的女性声音。毕竟，真正的解放性从来不是温顺的羔羊，而是敢于撕裂既有秩序的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