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下“繁”记 -

1993年1月1日，腊月初九，历书上写着忌讳出行。上海和平饭店门口却上演了一场戏剧性的场景：一辆疾驰而过的车辆撞向拎着手提箱的宝总，箱中三十万现金洒落一地。这一幕被爷叔称为未来书写和平饭店历史的浓墨重彩篇章，然而实际并非真实事件，而是出自王家卫执导的剧集《繁花》中的桥段。宝总（胡歌饰）与爷叔（游本昌饰）皆为剧中虚构人物，而和平饭店则是上海不可磨灭的地标建筑。

这座建筑原为“汇中饭店”（南楼）与“华懋饭店”（北楼）的合体，始建于1903年，距今已逾120年历史。1956年南北楼合并后改称和平饭店，持续运营至今。它见证了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演讲，记录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订婚晚宴，承载了周恩来总理会见外宾的外交时刻，也接待过克林顿总统的下榻。作为上海首座现代派建筑，和平饭店曾被誉为“远东第一楼”，是黄浦江畔百年传奇最具象的象征。

对于生于上海的王家卫而言，尽管过往作品如《阿飞正传》《花样年华》《2046》中常出现沪上元素，描绘着漂泊香港的上海人构建的旧上海光影梦境，他却从未将镜头聚焦于故乡。他曾坦言老上海题材电影难以再拍，因那个时代的繁华精致已不复存在。而《繁花》的诞生，标志着他首次将目光投向上海，也开启了从电影导演到剧集创作者的跨界旅程。

值得关注的是，王家卫在《东邪西毒》中曾构想过“大东客栈”这一场景，与《繁花》中的和平饭店形成奇妙呼应。尽管《繁花》整体风格突破了王家卫电影惯常的意识流叙事，呈现出清晰的商战主线，但其视觉语言仍深深烙印着导演的个人风格。这种“既不王家卫又很王家卫”的创作特质，恰成为探讨他为何执意拍摄这部剧集的切入点。

第一次，他暗自庆幸60年前那场意外的历史变迁——王家卫这颗源自上海的种子，因特殊际遇被移植至香港的土壤。在随后的岁月里，这棵树不断生长，始终凝视着故土上海，用镜头将其情感与记忆娓娓道来。这场变故的来龙去脉，唯有在2016年出版的全英文个人成长访谈录《WKW: The Cinema of Wong Kar Wai》中，他与精心挑选的文艺批评家约翰·鲍尔斯提及。彼时父亲作为海员，不仅精通英语且拥有社团背景，在1963年动荡的背景下选择离开上海。然而政府规定仅允许携带一名子女，最终14岁的哥哥王家庆和12岁的姐姐王家柱被暂时留下，而年仅5岁的王家卫则随父母迁居香港。这场离别成为永恒的遗憾，兄妹三人自此分隔两地。在王家卫的记忆里，上海的意象定格在五岁之前的温暖片段：母亲下班带回他时，武康路的梧桐树影与淮海路的街景交织，外祖母家的香樟树与上海交响乐团的旋律共同构建起童年印记。而法租界花园的设计图，也成了他心中难以磨灭的上海符号。抵达香港那年的阳光与无线电波声，成为他新的生活序章，却始终无法掩盖对故土的思念。这座弹丸之地实则是上海文化的延续，家中仍保留着上海话的日常交流，母亲每日穿着的旗袍与搓麻将的习惯，都是海派生活的具象呈现。短短数年间，香港人口激增至300万，大量上海移民带来的老习惯让这座南洋城市重现旧日风貌。更令人唏嘘的是，王家卫在港期间几乎每日跟随母亲前往电影院，父亲则坚持在他入学前完成文学经典的阅读。通过书信与兄长保持联系，这份跨越海峡的情感纽带在漫长的等待中愈发珍贵。而留在上海的哥哥，既承受着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又因海外关系被恢复高考的浪潮排除在外。正如作家金宇澄所言，这种分离状态犹如「双方不知道、不了解的东西，共存于这无法疏通的两地的现实中」。

王家卫童年时与父母的合影，成为他艺术生涯中难以抹去的记忆印记。这座承载着深厚情感的城市，在他后来的创作中不断被重新诠释。从《阿飞正传》结尾处梁朝伟在电灯下数钞票、整理扑克牌的静谧场景，到《繁花》开篇对上海弄堂生活的诗意描绘，二者构成了一种跨越媒介的时空对话。金宇澄在《繁花》引子里写道："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这段文字恰好呼应着王家卫电影中那些深夜独行的镜头——在狭长的弄堂里，雨后的街巷映照着树影斑驳，老式收音机里流淌着爵士乐旋律，这些细节构成了他对上海特有的文化想象。

王家卫始终将"上海制造香港加工"作为创作标签，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旗袍、上海话、板壁房等意象，实则是对故土生活的文学映射。当《花样年华》中苏丽珍（张曼玉饰）的造型被解读为王家卫母亲的投射时，70多岁的上海师傅手工制作的20多件旗袍，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上海女性端庄优雅的姿态。这种对旧上海的集体追忆，在王家卫的镜头里转化为流动的视觉诗篇：狭窄的办公室、地道的西餐馆、弄堂里悬挂的零碎物件，共同构建出一个既具现实质感又充满怀旧情怀的影像世界。

金宇澄曾指出，《阿飞正传》中展现的上海人生活方式，本质上是30年代上海的某种复刻。那些在弄堂深处若隐若现的生活片段，那些深夜出门的独行者，都印证着王家卫对上海的深层认知。他用镜头捕捉的不仅是城市的物理空间，更是上海特有的城市精神——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那些坚持传统礼仪与生活美学的细节，构成了对城市记忆最温柔的挽留。

十年前的寒冬，2013年12月8日，金宇澄61岁生日当天，在张爱玲故居旁的宾馆，与王家卫初次相遇。距离稍远时，王家卫摘下墨镜的动作让金宇澄瞬间感到陌生。一年前的12月，金宇澄将网络连载的帖子整理成书，在交给《收获》杂志时，苦思书名未果，恰逢一本时尚杂志圣诞特辑封面印有“繁花似锦”四字，顿觉此标题最为贴切。次年3月单行本问世，6月推出繁体台版，12月的这次会面成为重要节点。

王家卫谈及《繁花》时，特别询问为何采用竖排版形式。金宇澄坦言这源于文化习惯差异，但导演另一句话则更显深刻：“我到上海，介绍给好几个人看，电影圈好多人都不知道（这部小说）。”彼时《繁花》刚斩获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等文学奖项，尚未引起影视界的关注。然而王家卫对作品的钟情，恰似老酒般醇厚：“可以说，这部小说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补白了我六十年代来港后的上海生活图景。这本小说写的就是我哥哥姐姐的生活。”

年长金宇澄6岁的王家卫，与小说中上海男人的气质产生共鸣。他曾带着1992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迷夜》请金宇澄签名，并坦言：“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上海的文学都非常女性。但金老师的小说充满男性荷尔蒙，这种性感非但不粗犷，反而有一种独特的上海男人气度。”《迷夜》中描述的上山下乡时代，与王家卫回沪探望兄姐的经历形成镜像，揭示了那个特殊年代两地人们相似的命运轨迹。

2015年夏天，王家卫的哥哥离世，这桩“不响”的事情与《繁花》中“不响”的主题不谋而合。同年8月，《繁花》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面对是否拍摄改编的提问，王家卫坦言不会触碰这段沉重历史，称这样会让家人尴尬。他更倾向于在作品中表达对亲人的温情。

初次见面时，金宇澄内心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我写《繁花》时最深的想法，是要让‘有名有姓’的读者喜欢——希望看这本书的人是我欣赏的人，比如王家卫、上海的宝爷、沈宏非等。不是为迎合文学评论家，而是想让有生活阅历、性格各异的男性读者共鸣。”这份真诚的创作初衷，竟与导演的改编计划不期而遇，成就了跨越时空的文学与影像对话。

《繁花》作为王家卫首次触碰的上海题材作品，呈现了他想象中诗意迷离的魔都图景。这部承载着60年时光沉淀的影像创作，不仅是对老上海的怀旧乡愁，更标志着导演真正意义上的回归。据王家卫自述，他从未涉足过老上海题材的影视创作，尽管此前已执导《花样年华》《2046》等经典作品，此次改编仍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改编争议，金宇澄始终坚定选择王家卫。虽然曾有导演借承诺成片时间争夺改编权，但金宇澄认为文本影视化本身就是新生命诞生的过程。当王家卫首次坦言小说"毫无影视倾向"时，他实际暗示着"但可以影视化"的创作可能性。这种对"物"的执着贯穿整个改编过程，从70年代电饭煲的细致考据到100张石库门照片的筛选，都展现了导演对时代印记的敏锐捕捉。

关于上海味道的呈现，王家卫提出"双声道"概念。既保留原著中特有的沪语表达，如"夜东京"蟹黄小笼、"至真园"芙蓉蟹斗等特色词汇，又通过影视语言重构其文化内涵。为此剧组制定了严格的选角标准，优先选择能驾驭上海话的演员。这种语言与影像的共舞，让原著中那些浸润着方言逻辑的叙事得以在银幕上延续。

在时代场景的还原上，王家卫与金宇澄展开深度对话。通过复现90年代黄河路、思南路的街景，还原了当时商铺竞放烟火的盛况。这种沉浸式创作不仅体现在场景搭建上，更延伸至人物造型的考据。金宇澄提供的陆元敏摄影集成为重要参考，助力导演实现"从照片中生长出影像"的艺术追求。

改编过程中，王家卫创新性地将地图插图转化为叙事线索。通过镜头语言逐层展开街道、建筑与人物命运的关联，构建起独特的时空叙事结构。剧组更发起全民征集活动，收集与90年代上海相关的物件，让这座城市的历史质感在影视作品中获得具象表达。

金宇澄谈及1984年婚礼场景时，曾提及新娘身着的红色开襟外套；胡歌则展示了母亲当年使用的飞人牌缝纫机；王家卫更是翻出一瓶未开封的绍兴酒"天女散花"。这款酒是1990年他在拍摄完《阿飞正传》后回上海探亲时购得，当时一口气买下三瓶却始终未能启封。部分观众在观看预告片中呈现的1992年前后的上海场景时，认为其与90年代的风貌存在出入，然而纪录片中呈现的上海，却展现出了别样的虚幻繁华。对于未能读懂沪上九十年代风貌的观众而言，或许不止是少数人，包括我们自己。这种误读可能源于拍摄风格的影响，我们往往将《繁花》所描绘的1990年代上海，不自觉地与《花样年华》的叙事语境相混淆。每当目睹胡歌演绎的阿宝沿黄河路行走的身影，其西装造型令人联想到梁朝伟的气质，此时便不禁浮现周慕云对苏丽珍那句经典台词："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