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存在“灵魂伴侣”吗？从《花束般的恋爱》成网络梗谈起 -

近日，金鸡电影市场推介会上揭晓了《花束般的恋爱》中国翻拍计划启动的消息。据制作方披露，自获得日本编剧坂元裕二原创作品的翻拍版权以来，团队已投入一年时间进行前期筹备，并计划于2024年内展开拍摄工作。原版电影于2021年1月29日在日本首映，讲述了一对因错过末班车而邂逅的恋人——山音麦（菅田将晖饰）与八谷绢（有村架纯饰）——在深夜咖啡馆分享文学、电影与音乐品味后相恋，却因现实生活渐行渐远，最终在五年后遗憾分手的故事。该片于2022年引进中国内地市场，累计票房突破9900万元，取得豆瓣8.6分的高分评价，成为近年来兼具口碑与市场表现的日本电影代表作之一。

中国版《花束般的恋爱》先导海报（图片来源：豆瓣）因此，中国翻拍项目启动的消息一经公布，就引发了强烈关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花束般的恋爱》”登上豆瓣热门话题，诸多网友自发为编剧“献策”，设想如何合理地将这个日本故事本土化：北京版的主角们在北影节的资料馆午夜场邂逅；上海版的主角们相约到武康路吃松饼，偶遇杜可风；福州版的男主角听从家人安排考公上岸，开始觉得那个还在热爱文艺的她幼稚；东北版的他们在澡堂子里分的手……

《花束般的恋爱》相关话题“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花束般的恋爱》”登上豆瓣热门榜单，引发关于现代爱情观的广泛讨论。这部以短暂爱情为叙事核心的电影，通过男女主角的情感轨迹揭示了亲密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二创”现象持续发酵，逐渐演变为网络流行语，这种文化现象更凸显了影片所触及的社会议题的现实意义。

法国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思在《爱的终结》中提出，当代两性关系已深度嵌入消费资本主义体系。她指出性、爱情与婚姻等私人领域正经历商品化转型，个体在情感关系中的定位逐渐被消费逻辑所定义。这种“经济-性主体”现象使得人们通过需求与欲望的表达来构建个体性，而亲密关系的存续与消亡则呈现出明显的物质依赖性。

伊洛思特别强调“超主体”概念，这种由需求满足实践塑造的现代主体，本质上蕴含着本体不确定性——关乎个体本质认同的深层焦虑。这种不确定性既源于物质条件对情感关系的介入，也来自社会评价体系对亲密互动的渗透。正如职场中的绩效考核机制，现代人的情感交流中，价值评估（尤其是视觉评估）已成为不可忽视的认知框架。

研究表明，视觉评估作为“快而省”的认知方式，仅需有限信息即可形成偏好判断。这种单向性特征使情感关系的评价呈现出二元化倾向：个体要么具备吸引力，要么缺乏魅力；要么符合传统性别气质，要么背离既定规范。随着Tinder等社交软件的普及，这种视觉评估模式被进一步形式化和制度化，约会场景演变为对用户画像的即时消费过程。

价值判断贯穿于浪漫邂逅的全过程。在《花束般的恋爱》中，男女主角的相识相恋实质上是双方持续进行自我价值呈现的产物——从相同的帆布鞋款式到能互报作家名讳的默契，从以电影票根作书签的微小习惯到共享音乐品味的深层联结，这些细节构成了情感互动中的符号体系。正如作者伊娃·伊洛思所指出的，人际相遇本质上是两种自我形象的精心展演，"当人们试图寻找在审美趣味、生活节奏与心理状态上产生共鸣的伴侣时，这种非视觉层面的价值评估便成为情感连接的重要基石"。

《花束般的恋爱》剧照（图片来源：豆瓣）伊洛思还发现，当今社会亲密关系的缔结越来越依赖消极评估模式，即人们对“正确的伴侣”应该是怎样的存在一个内在的、高度脚本化的模型，以之作为自己评估的参照，浪漫邂逅的目的因此就是筛除不合格的候选人。“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花束般的恋爱》”话题下出现的各种“二创”，实际上就是各种高度脚本化的模型，它们反映了各座城市的年轻人对一个可欲的文青人设形成的普遍共识。《花束般的恋爱》的各种本土版本得到热烈讨论和传播，可以说也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些“二创”中识别出了某座城市的某种特定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完成了对自身个体性的潜在确认。“在20世纪浪漫情感与依恋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学意义上所发生的最深刻也最重要的变革之一，是浪漫互动对消费喜好难以割舍的依赖。”伊洛思指出，20世纪初，约会开始被消费塑造，餐厅、酒吧、影院、景点、舞厅等消费场所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约会地点，而约会的关键在于识别约会双方是否具有相似的消费品味，它可能是一种主观感受（比如喜爱的食物），也可能是一种文化能力（比如心仪的作家）。伊洛思发现，能够共享休闲活动和文化喜好自20世纪初开始处于人们选择伴侣过程中的核心考量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尤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身处消费社会的我们，通过亲密关系中的种种消费经验巩固自身的消费主体性（consumer subjectivity），这既加深了我们对自身个体性的认知，也塑造了我们对伴侣个体性的认知，“消费喜好的分享在这里就是一个情感与感官的平台，人们在这个平台上缔造亲密，当下，依恋关系是围绕着共同的爱好、美食、品酒、旅行、运动和文化消费而组织起来的，这使得人们的消费习惯变成了价值评估的对象。双方如果难以共同参与同一个休闲领域，不能僭占同样的客体，就会难以组织起亲密感，也就难以组织起欲望。”在伊洛思看来，当下一个人的性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TA与媒体塑造的偶像、形象、商品之间的贴合程度。当人格性与商品密切相关，当一个人的消费品味与情感喜好密切相关，本体不确定性的问题变得更严峻了。伊洛思不同意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经典理论，即品味被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和惯习牢牢固定，一旦形成之后就是非常稳定的。她提出了“品味精进”的概念，即人们在一生之中会不断精进自己的品味，舍弃昔日的选择以完善自我。“品味的精进和需求不一样，需求是不会改变的，而精进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因为品味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对自己的超越。”值得注意的是，只要一个人持续地精进自己的品味，TA的本质自我就是不确定的，这亦将影响TA对伴侣的看法，因为品味既关乎消费品，也关乎对伴侣的选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社会中，“不断提升自我、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本就是一种被高度内化的个人意志，伊洛思认为，“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人际互动中，这种意志都必须提供和确保自身价值的基础，但这反而会损害形成和维持契约的可能性。”当你在提升自我的过程中——无论是获得了职业晋升还是仅仅只是提高了某种品味——发现另一半仍停留在原地而非与你共同改变和进步，一个很有可能且越来越少面临道德压力的结果是，爱会消失，关系会终结。

图片来源：Pexels 《花束般的恋爱》之所以引发深思，恰映射出当代爱情的困境：在被精致生活包装的表象之下，我们是否还能保持纯粹的自我，以无条件的方式爱上某个人？所谓的灵魂伴侣是否存在，是否能成为永恒的情感归宿？而当人们习惯用这部电影的意象来调侃不同城市文青群体的特定人设时，实则是在回避那些塑造我们生活选择的结构性力量，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浪漫化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