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世间》到《苦尽柑来》：年代剧何以温暖人心？ -

近年来，年代剧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涌现出诸多高质量作品。其中，2022年国产剧《人世间》与近期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以下简称《苦尽柑来》）尤为突出，后者更以9.5的豆瓣评分引发热议。这类剧集之所以广受欢迎，源于其独特的多元价值：通过回望特定历史时期，展现个体与家庭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起伏，将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发展脉络交织呈现。这种叙事既能折射国家发展轨迹，也蕴含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而对于当代观众而言，年代剧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其构建的情感共鸣机制——以平凡人的故事传递温暖力量，借此探讨如何通过叙事构建情感实践体系的问题。

年代剧在展现普通人生活的同时，往往构建出具有深刻内涵的家庭伦理叙事。此类作品以个体与家庭为叙事框架，其"家庭"概念既涵盖剧中主人公的小家庭单元，也指向由多个小家庭构成的更大社会群体，更延伸至承载集体记忆的普通群体共同体。例如《人世间》中光字片的发小群体与工友网络，《苦尽柑来》中的海女群体，均通过家庭关系折射出时代变迁对普通人的影响。尽管聚焦平凡人的故事，年代剧却运用了独特的叙事策略：通过回忆、插叙、旁白等手法构建非线性叙事，使个人经历、家庭变迁与历史进程交织缠绕，从而在观影视觉上形成一定的阻隔性。这种刻意制造的观影障碍，实则是年代剧为突破浅层观看而设计的艺术装置，旨在迫使观众摒弃惯性的思维定式，通过不流畅的观赏路径，深入体悟历史肌理与人物内心世界，进而触发个体对现实生活的反思与自我说服，实现情感的共鸣与释放。可见，年代剧凭借其叙事艺术与思想深度，构建起独特的审美价值与人文思考维度。

年代剧的情感表达机制还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诗意重构上，这种重构本质是对历史进程中的生活史进行艺术再现。怀旧作为核心命题，承载着对当下社会日益缺失的在场感与陪伴性的追问。现代生活的日常状态则呈现出扁平化、碎片化的特征，缺少传统叙事中的诗意维度。年代剧对此进行反思与超越，通过视觉元素还原特定历史阶段普通家庭的生活图景：《人世间》中展现的老物件均源自民间收集，如烫花家具、手绣门帘、炕上铺陈的线毯等，而《苦尽柑来》中"随身听"这一怀旧符号则颇具象征意味——在1990年代的公交车场景中，金明与男友通过共享设备制造的音乐陪伴，与周遭乘客的各自沉寂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时空交错的呈现方式，使观众在观看中察觉到历史叙事的温度，体会到被现代技术异化后的孤独感。年代剧的怀旧力量需要依托特定的地理符号才能实现"接地气"的效果，这些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地理空间，既是历史记忆的容器，也是个体身份认同的坐标系。因此《苦尽柑来》中爱纯对理想老年生活的追求，最终落脚于重返养育她经历沧桑的渔村，而非在城市中从事所谓"文学"教育工作，这印证了地理空间在情感共振中的不可替代性。

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往往植根于年代剧所构建的特定地理空间与文化语境。以《人世间》为例，其通过展现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与社会生态，而《苦尽柑来》则以渔村的自然风貌与传统习俗为载体。这些地域文化虽存在差异，却无不体现出费孝通提出的“熟人文化”特质——以互帮互助为核心的共同体情感。剧中人物在困境中的相互扶持，如《苦尽柑来》中海女群体的协作，既朴素真实，又极具感染力。当光礼离世后，爱纯在海女们的关怀中成长；待爱纯成为母亲，银明因朋友牵连入狱时，海女们再次挺身而出，协助其维权甚至采取行动。这种叙事逻辑揭示出年代剧的深层结构：在熟人文化的地理空间中，通过对不同时代的日常生活进行还原，进而构建起具有怀旧色彩的日常生活美学。观众借此重新感知逐渐消逝的“陪伴”与“互助”价值，在当代社会日益加剧的个体孤立中获得情感慰藉。

年代剧的情感净化功能源于对历史的回溯与现实的观照，其驱动力来自于普通人的生存困境。然而这类作品并未直接呈现苦难，而是通过温情叙事实现情感疗愈。一方面以细腻笔触引发观众共情，另一方面以柔和的叙事节奏抚平个体创伤，弥合历史与现实的断裂。例如《苦尽柑来》采用舒缓的叙述节奏，将个人遭遇与时代背景自然融合。剧中金明在金融危机中的失业困境、宽植在中年时期因经济压力作出的错误投资抉择，均呈现出高度的真实感与逻辑性。相较之下，《人世间》中周楠赴美遇害的情节则略显突兀，未能完全融入整体叙事框架。

剧中经历苦痛的个体并未沉溺于怨愤，而是在咀嚼苦难的过程中悄然体悟生命的甘甜。《苦尽柑来》这一片名巧妙地以“柑”字替代“甘”，暗喻柑橘从苦涩到酸甜，最终酿成酱料的甜蜜历程——这恰似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经历的渐变与升华。苦痛背后并非绝望，而蕴藏着推动生命前行的内在力量。爱纯与女儿金明常念叨的那句“只要活着，我们就各种尝试吧”，正是这种力量的具象表达。年代剧以慢节奏展开叙事，能在当代习惯短视频快感的观众中引发共鸣，实属不易。剧中温情细节尤为动人，如贯穿全篇的小碎花/小雏菊，既是生活符号，更是温柔与坚定的隐喻。为救儿子银明，宽植变卖家产与渔船，爱纯则重返水产市场卖鱼谋生。宽植特意制作风格独特的圆凳——用塑料桶改装，桶盖包裹碎花棉布作坐垫，内藏燃烧的蜡烛取暖；爱纯晚年仍坚持佩戴小雏菊发卡，手中珍藏的诸多发卡皆为宽植所购，这些细节将爱与坚守具象化为可触摸的温暖。年代剧的温情叙事源自其去标准化的创作态度：主人公皆为平凡个体，周秉坤与宽植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定义为“最没出息”的人，却恰恰因这种平凡性获得最广泛的观众认同。正如梁晓声对周秉坤的评述：“他身上有着中国老百姓最朴实的魂。”此类作品摒弃对“成功”与“好生活”的标准化诠释，转而讲述“量力而行”的普通人如何以朴素姿态书写生存史诗。一个人的值得被爱与否，成功与否，终究无法用单一标准衡量，而是在生活的褶皱中沉淀出独特的价值。

年代剧的温柔还在于：拒绝将主人公神化，允许他们也有无奈、脆弱的时刻，这是年代剧与观众最大程度的共情。比如，是选择在时代浪潮中奋力挣扎，铸就一首平民的血泪史诗，还是过普通人的“小日子”，就这样度过平淡无奇的一生？大部分观众肯定会选择后者。但是，当跳出电视剧所制造的“情感容器”时，我们会发现，选择权并不完全在自己手中，因为每一个人都被卷进了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年代剧一方面充当了社会情绪的调和剂，另一方面也生产出自身的危险性，即可能削弱自身的批判性和思想深度。《苦尽柑来》以爱纯的诗歌旁白作为剧终：“至于那些时光，那些曾经如此青春和温柔的时光。我们悔恨、感恩、也深深尊重。敬你所经历的一切。”由此，年代剧的情感疗愈功能得以实现，而其也成功搭建起与观众进行心灵对话的桥梁，这无疑是年代剧在当下极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